联系电话:(022)82845555,13312109275
  • 2012年11月,高某向李某借款5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现金伍万元整,每月利息1000元。”白某也在该借条上签字。2022年3月,经双方对账,高某再次给李某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截止到2022年3月14日结账,欠李某柒万元,以前欠条作废。分二批还清,2022年前还伍万元,剩余贰万元于2023年前还清。”高某在该借条右下方落款的借款人处签名并捺印,白某、刘某在该借条左下方空白处签名并捺印。借款到期后,高某未按照约定还款。2025年4月,李某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高某偿还借款7万元及利息,白某、刘某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持被告高某出具的借条主张权利,应认定原告与被告高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高某出具借条后未按约还款,原告要求高某偿还款项的请求成立。关于被告白某、刘某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但是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白某、刘某在借条左下角空白处签名,未表明保证人身份,原告的现有证据也不足以推定白某、刘某为保证人,故原告要求被告白某、刘某承担保证责任,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书写借据时应当规范具体,特别是涉及签字人的身份问题,直接涉及还款主体及是否还款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明确了保证人的身份需要在借条等债权凭证上或借款合同上明示,或者通过其他事实可以推定其为保证人身份的,出借方可以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对于未表明身份的第三人责任承担问题,该规定倾向于优先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将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举证责任首先分配给出借人。

    法官在此提醒,借贷有风险,签字需谨慎。民间借贷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出借人和借款人,也会涉及保证人、见证人等。保证人需对主债务及利息承担保证责任,见证人只对借贷关系真实存在负有证明责任。因此,在签署借条等债权凭证时,出借人应当确保借条等凭证上清晰标注借款人、保证人、见证人等身份,否则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身份的情况下,出借人要求签名的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作为保证人、见证人签字时要仔细查看借据中的内容,不可随意在任意空白处签字,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修正)第二十条 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但是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借条上签字但未表明保证人身份,是否承担保证责任?
    07-20
    2026
  • 劳动者出现工伤后,用人单位在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的情形下,为尽快一次性解决工伤赔偿纠纷,往往会与劳动者积极协商促成工伤“私了”。大多数劳动者亦不愿历经漫长的仲裁或诉讼程序,希望一次性尽快拿到补偿。如果劳动者在签订赔偿协议后,认为工伤赔偿协议显失公平,还能请求撤销协议,再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相应工伤保险待遇吗?


    案情简介

     2023年9月,高某某入职某公司从事卷管车间操作工作,某公司未为高某某缴纳工伤保险。2023年11月,高某某在检修设备时不慎受伤致骨折。2024年6月,高某某被认定为工伤,11月被评定为十级伤残。受伤后,高某某未继续在某某公司工作。2024年12月,某公司与高某某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2025年4月,某公司与高某某签订工伤赔偿协议,约定某公司一次性支付给高某某赔偿款35000元,不再给付其他任何赔偿。高某某在某公司支付了赔偿款后出具了收据。后,高某某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某公司再行支付其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护理费等共计16万余元,仲裁裁决驳回了高某某的仲裁申请。高某某不服仲裁裁决,于2025年7月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

    高某某被认定为工伤且构成十级伤残,其可依法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共计18万余元。某公司与高某某签订的工伤赔偿协议仅约定一次性赔偿高某某35000元,明显显失公平。某公司辩称高某某的诉讼请求超过一年撤销权期限,但案涉工伤赔偿协议签订于2025年4月,高某某于2025年7月提起本案诉讼,故对某公司的该抗辩不予支持。据此,法院判决撤销高某某与某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判由某公司继续支付高某某15万余元。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某公司已向高某某履行了支付义务。

    法官说法

    本案系因工伤引起的赔偿纠纷,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是案涉赔偿协议是否显失公平;二是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了法定除斥期间。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遭受工伤后可以依法获得工伤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工伤护理费;因工伤致残,能够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上述工伤赔偿如果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则大部分款项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停工留薪期工资待遇由用人单位承担。如果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则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工伤赔偿签订的协议,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但如果协议存在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显失公平”标准的把握,由于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蕴含着对劳动者健康权的保护,在审查认定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或者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情形时,其认定标准应有别于其他款项,应当适当从宽认定。实务中,对于认定工伤赔偿协议是否显失公平可以是否低于法定赔偿标准的70%作为参考标准。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虽发生在伤残等级确定后,但协议中未载明具体的赔偿项目和相关金额,导致劳动者无法准确评估相关权益,高某某实际获得的赔偿金额35000元明显低于法定工伤保险待遇数额18万余元,应认定为显失公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撤销权的性质为形成权,权利人可请求法院撤销相应法律行为从而改变双方法律关系状态,故撤销权人必须在一定的期间内行使权利,此期间即为除斥期间,在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经过后,撤销权即归于消灭。劳动者基于工伤赔偿协议存在显失公平情形行使撤销权亦应当受到除斥期间的限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显失公平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起算点为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某公司与高某某于2025年4月签订工伤赔偿协议,高某某于2025年7月以协议显失公平为由提起诉讼,未超过一年的撤销权除斥期间。综上,高某某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某公司应当再行赔偿高某某15万余元。


    工伤赔偿协议显失公平时,法院可予撤销么?
    07-20
    2026
  • 朋友有难,伸手相助,本是人之常情。但如果自己囊中羞涩,便从“花呗”“借呗”套取资金转借他人,这样的“仗义之举”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你以为是江湖救急?但这种看似便捷的操作,其实背后暗藏风险。近日,周村区人民法院南营法庭审结了一起因套取网络贷款转借引发的民间借贷纠纷,为广大群众敲响了法律警钟。


    案情简介

    李星(化名)与张华(化名)原系同事关系。2024年2月初,张华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多次向李星借钱。李星手头并不宽裕,但碍于情面,便通过支付宝“花呗”扫码付款的方式,分多笔向张华提供的商家收款码转账,累计出借10万元。2024年10月,双方对账后,张华为李星出具借条一份,确认欠款10万元,并约定2024年11月5日前还清。
    借款到期后,张华仅偿还2万元,剩余8万元迟迟未还。李星因多次催讨无果,无奈诉至法院,要求张华偿还剩余借款本金8万元。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星出借的资金并非其自有积蓄,而是通过“花呗”套现所得,且张华对此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李星从“花呗”套取资金转借给张华,双方行为已构成上述情形,借贷合同自始无效。
    虽然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合同无效的,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张华作为借款实际使用人,仍应返还剩余款项。法院最终判决张华返还李星8万元借款本金。

    法官说法

    “花呗”全称是蚂蚁花呗,是蚂蚁金服推出的一款消费信贷产品,本质属于消费贷款产品,目的是在用户没有足够现金的情况下实现先消费后还款。本案中,李星通过支付宝“花呗”向张华提供的收款码付款系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该借贷合同无效。公民向金融机构贷款,应按照借款用途使用借款,如果将借款转贷他人,转贷行为无效,如果转贷金额较大,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这起案件反映出一个常见现象:朋友借钱,自己没钱,就从网上贷款转借。表面上是“帮忙”,实际上隐藏着三重风险。
    风险一:合同无效,利息落空。“花呗”“借呗”的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套取后转借他人,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一旦被认定无效,双方约定的利息、违约金等均无法获得法院支持。出借人想赚点利差,往往落空。
    风险二:本金难回,自身负债。法律虽支持返还本金,但诉讼耗时费力,如果对方没有偿还能力,即便胜诉也可能面临执行难的问题。更麻烦的是,出借人自己还要按时偿还金融机构的贷款本息,一旦资金链断裂,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记录。帮朋友却把自己搭进去,得不偿失。
    风险三:转贷牟利,刑法不容。如果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将构成高利转贷罪,面临刑事处罚,切莫为贪图利差而触碰刑法红线。
    法官建议:亲友借钱,量力而行。手头有闲钱,可以借;手头紧,不妨坦诚相告。切莫从网贷平台套现转借,以免伤了和气,赔了钱财,黑了征信,甚至触犯刑法。


    通过“花呗”扫码付款形成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否有效?
    07-20
    2026
  • 基本案情:胡某诉称:因刘某出轨,双方于2019年协议离婚。离婚后刘某再婚并与再 婚配偶生育一子。2022年,胡某偶然得知刘某再婚所生之子的受孕时间系在胡 某、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某的上述行为给胡某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此外,胡某认为刘某在分割夫妻财产时隐瞒了上述情况,应对夫妻共同财产进 行分割。请求法院判令:1.汽车归胡某所有;2.刘某向胡某支付损害赔偿金20万元。
    刘某辩称:不同意胡某的诉讼请求。关于涉案车辆,双方离婚后刘某还独 自偿还了部分贷款;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本案应适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 规定,胡某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已超过了协议离婚后一年的期限,法院不 应支持。法院经审理查明:胡某、刘某于2011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刘某女。后双方于2019年10月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刘某女离婚后由女方 胡某抚养。关于财产分割,归男方:位于朝阳区某小区房产产权50%,归女方:个人衣物,归女儿刘某女:位于朝阳区某小区房产产权50%;汽车一辆,男女 双方各一半。关于债权债务,婚后无债权债务。2019年10月刘某与他人再婚,于2020年4月生育一子刘某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2022)京0112民初31451号 民事判决:一、小型普通客车归胡某所有,胡某给付刘某补偿款26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二、驳回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胡某不 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1日作出(2023)京03民终258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2民初314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2民初314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向胡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5万元;四、驳回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综合双方诉辩主张和查明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 刘某应否向胡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胡某认为刘某存在婚内出轨并与他人生子 的行为具有延续性,从维护民事主体权益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角度出发 ,应当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支持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诉求;刘某认为双方在民 法典实施前离婚,应当适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处理,胡某提起离 婚损害赔偿的诉讼已经超过协议离婚后一年期限,不应予以支持。就此问题,该争议主要涉及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重大过错的认定、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 时间要求等,需厘清以下三个子问题。第一,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行为认定。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首次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体现在第四十六条,即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 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 弃家庭成员的。该规定是我国以立法形式首次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旨在填 补受害配偶的损害,通过给予具有经济赔偿和精神慰藉双重作用的抚慰金以抚 慰受害方。但是实践中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以限制性 的列举方式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予以规定,无法对其他过错情形进行扩 大化解释,难以发挥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效果,充分实现该制度制裁导致婚姻 解除的过错方的功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采取列举式与概括性规定相结 合的立法方式,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基础上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予以进一步 完善,即在原有四项法定过错之外又增设了“有其他重大过错”这一兜底性规 定,从而解决了该制度适用情形过窄的问题。本案中,胡某、刘某于2019年10月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三日后刘某即与他人再婚,并于2020年4月生育一 子。根据刘某与他人再婚生子的时间节点及庭审中双方认可的事实,其过错行  为的程度已经达到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兜底条款“有其他重大过错  ”的条件。第二,协议离婚后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时间要求。婚姻法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时间限制未作出相关 规定,但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七条规定了时间限制,即在婚姻登记 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一年内提出,过期则不予支持。该“一年”的规定旨 在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但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婚姻法一直将照顾无过错方利益作为离婚夫妻财产分割的原则,离婚损 害赔偿作为三大离婚救济制度之一,应当充分体现出这一理念,对于无过错方 在离婚一年后才得知对方存在过错情形的,如将起诉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期限 限制在一年,不利于无过错方权利的行使,也与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程序中保护 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宗旨相背离;二是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来看,由 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一年期间,排除了协议离婚的当事人在一年后 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作为一项对当事人权利造成很大影响的规定,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缺乏明确的依据。综合上述各种考量,2021年1月1日 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一)》[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在婚姻 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 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 表示放弃该项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删除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关于“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一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的规定。由于婚姻家 庭编在我国民法典体系中位于第五部分,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离婚损害赔偿 请求权的行使应同样适用民法典诉讼时效的原则规定。无过错方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应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原配偶 有重大过错行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胡某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时间是在二人 2019年协议离婚一年后,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胡某 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已超过了一年的期限,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即是依据该审理思路判决驳回了胡某的该项诉讼请求。因此,本案的审理关键在于无 过错方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时间能否适用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不 受协议离婚后一年内的限制。第三,本案应当适用民法典及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 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 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 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该条款主要是 针对旧法有规定而新法改变了旧法规定时如何适用法律的规定,包括“法不溯 及既往”原则和有利溯及适用规则。其中,在有利溯及标准的把握上,将更有 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更有利于”作为判断有利溯及的标准,并以符合诚 实信用、公序良俗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要求为判断合理预期的基准,从而确 保法律秩序的稳定。意思自治作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涉及私人事务的 婚姻家庭领域尤为重要。最能体现意思自治的,莫过于民事主体按自己的意思 处分权利。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明确赋予夫妻中 无过错方的权利,如仍以婚姻法规定的四种过错情形作出认定,或以超过协议 离婚时间“一年”为由即驳回无过错方的诉讼请求,显然不符合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保护无过错方利益原则所追求的目的。基于上述分析,民法典关于离婚损 害赔偿法定情形的兜底条款、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中关于协议离婚后提起离 婚损害赔偿的条款满足了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二条有利溯及中“三个更有利 于”的标准。本案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规定更符合公序良俗 的相关内容,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上,刘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民法典规定的“其他重大过错”,胡某作为无过错方,有权通过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得到相应补偿和救济。虽然胡某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一年后提出,且离婚事实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但在离婚协议中其 并未明确放弃该项主张,本案适用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 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仅以该请求超过协议离婚一年为由予以驳回,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具体赔偿数额本院结合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所作财 产的分割处理情况,根据案件实际酌予确定。

    ​夫妻一方在离婚后半年内又与他人生育出子女的,原配偶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07-20
    2026
  • 王某是坦斯电气公司员工,劳动合同约定从事普通担当者工作。2014年6月26日,因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王某原有岗位取消。2014年6月30日,公司在工会委员的见证下向王某发出《告知函》,告知其:因组织架构调整,原有岗位取消,鉴于之前有过品质管理部门工作经验,故决定调至品质保证课从事普通担当工作。并于7月1日前报到,逾期将按《赏罚规定》相关条款给予处罚。王某拒签,也拒绝到新岗位报到。2014年7月1日、7月7日、7月11日,因王某不去新部门报到,在原部门滞留,占用他人座位,公司在征询工会意见并在工会委员的见证下先后三次向对王某作出严重警告处分,并出具《员工奖罚通知单》及《申辩通知》,王某均予以拒签,也拒绝到新岗位报到。
    2014年9月23日至25日,因公司不让其进入原部门滞留,王某连续报警三次,之后一直未上班。2014年12月16日,公司向王某邮寄《通知函》,通知王某于收到该函后次日到公司品质环境保证部品质保证课王群课责长处报到。若未按时到规定地点报到,公司将根据规章制度处理。王某于12月18日收到该通知,向公司寄送《回复函》一份,不同意公司擅自调动工作岗位,要求公司重新安排恢复原工作。并继续未至公司品质保证课处报到。2014年12月24日,公司在征询工会同意后向王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如下:

    王某:你好,你自2014年9月26日开始即未至公司品质保证课考勤。后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向你发出催促你上班的书面《通知函》,你已经于2014年12月18日收到公司发出的《通知函》。按照该《通知函》要求,你应该于2014年12月19日到公司报到上班。截止今天,你已经连续旷工达四天,根据公司《赏罚规定》第11条第3项规定,你的旷工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基于你的严重违纪行为,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王某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0.8万元,仲裁委不支持,王某不服,诉至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收到催促其上班的书面《通知函》未至公司上班,符合解除条件,公司解除合同合法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者应当遵守用人单位依法建立的规章制度,如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公司公司《赏罚规定》(A版)已于2014年7月18日经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于同日向全体员工公示后实施,可以作为用人单位用工管理的依据,当事人双方理应受其约束。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向王某发出催促其上班的书面《通知函》,王某于12月18日收到,后并未至公司上班,连续旷工达四天,符合《赏罚规定》第12条第3款中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即连续旷工3天,公司在征询工会同意后向王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不违反法规法律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属合法解除劳动关系,公司无需支付王某违法解除的赔偿金,故对王某的该项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属合法解除劳动关系,公司无需支付王某违法解除的赔偿金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认为其在2014年12月19日至12月24日未到公司上班不能认定为旷工,最多只能算待岗。若因公司自身行为调岗应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无法协商一致的,公司应当给付经济补偿金。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违反法规法律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属合法解除劳动关系,公司无需支付王某违法解除的赔偿金。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申请再审:公司未经我同意单方调岗,我的一系列反应是维护自身劳动权益的合法行为王某继续不服,向江苏高院申请,理由如下:1、《赏罚规定》未经民主程序通过,不应当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2、公司违反《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在未经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单方变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我针对公司违法行为所作出的一系列反应是维护自身劳动权益的合法行为。3、一、二审判决认定我在2014年12月19日至24日未到公司上班为旷工,没有事实依据。公司2014年12月16日《通知函》仅要求我到新岗位报到,而非要求我上班,没有到公司报到不属于旷工。且根据《员工轮岗管理制度》第七条规定,如果员工拒绝服从公司的岗位安排且拒绝到新的岗位报到的,则该员工作为待岗处理。我在2014年12月18日再次向公司表达了不同意岗位调动并要求恢复原岗位的要求,所以未到新岗位报到最多只能算待岗,不能认定为旷工。高院裁定:劳动者对企业合理调岗予以配合,也是劳动关系人身从属性的具体体现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理应遵守劳动纪律、职业道德、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亦应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通过民主程序制订,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向劳动者公示的规章制度,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有约束力。本案中,公司《赏罚规定》内容和制定程序合法,并已向全体员工公示,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的依据。其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方能变更劳动合同的约定,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劳动者的劳动权与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二者不可偏废。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是企业用工自主权的重要内容,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劳动者对企业合理调岗予以配合,也是劳动关系人身从属性的具体体现。本案中,公司因组织架构调整,王某原有岗位取消,将王某调至同为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普通担当者”的其他岗位,劳动报酬及其他劳动条件并未作不利变更,该具体工作岗位的调整符合必要性、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判断标准,王某有服从安排的义务。然而王某始终拒绝到新部门报到,经公司多次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对其作出警告处理后,其仍然滞留原部门,甚至影响、妨碍其他同事工作,对公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影响,王某主张因公司阻扰造成其未能正常出勤,并要求按正常出勤享受工资待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最后,作为善良与诚实信用的劳动者应当知晓,到用人单位报到乃是提供新一阶段劳动的开始,在拒绝报到的前提下当无法正常提供劳动,王某主张未按公司要求报到不属于旷工既违反日常生活经验,也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公司《员工轮岗管理制度》第七条是关于“轮岗期间的薪资待遇的规定”,强调员工轮岗期间在新岗位上的薪资待遇仍按其《劳动合同》及公司《工资规定》执行,但拒绝服从公司的岗位安排且拒绝到新岗位报到的员工则只能享受待岗薪资待遇,并非规定拒绝服从公司岗位安排且拒绝到新岗位报到的员工可无限期待岗。因此,王某不满调岗决定拒绝至新岗位报到,且已经过一定待岗期间,在公司书面催促其报到,并明确否则将根据规章制度处理的情形下,王某仍然未至公司上班,一、二审判决认定该行为构成旷工,公司依据《赏罚规定》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属于合法解除,并无不当。

    员工拒绝调岗不去新岗报到仍滞留原岗,高院判词说得太精辟了!
    07-20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