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司法实务中，“借款型”诈骗较难认定，如果行为人本人没有偿还能力，实际上也没有承担还款责任，就可以推定其在借钱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如果行为人主观方面的非法占有故意是靠推定的，行为人后续的突然还款行为可能会对抗推定的成立，这给认定“借款型”诈骗带来了难度。

“借钱不还”型诈骗罪的认定

实践中，对于借款型诈骗案件，如果主观方面的非法占有故意是靠推定的，行为人后续的突然还款行为可能会对抗推定的成立，因此很多地方法院以立案时间作为界限，立案之前归还款项的一律无罪，认为其主观方面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推定不成立，不管其归还款项的来源合法与否。

笔者认为，这样操作虽然易于实践操作，但有不合理之处，还钱的行为应当列入考察主观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因素之一，而不应为“一票否决制”，还应当考虑比如款项的来源，以及是否因为罪刑被发现、败露而采取的补救措施等等，再结合其他证据一并分析，最后得出能否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结论。

案 例

【要旨】

以工程资金需求为名向他人借款，并全部用于偿还欠账和赌博，到期无法偿还借款，应认定为诈骗罪。

区分行为人“借款不还”的性质，应充分考虑行为人借钱时的主观故意、有无偿还能力以及对所借款项的使用情况等综合因素。【案情】

2012年9月，罗某结识了李某。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罗某虚构自己在重庆做工程需要资金的事实，以高额利息为幌子，多次向李某口头提出借款。李某先后将其管理的扶贫互助资金231.91万元私自挪用给罗某。至案发前，罗某归还李某27.6万元，其余204.31万元借款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和赌博。

【审理】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处罗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50万元。

罗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认为其与李某之间是借贷关系，不构成犯罪。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罗某在其已欠下巨额外债，又无稳定收入来源的情况下，隐瞒其无力偿债的财务状况，虚构在重庆做工程需要资金的事实，并以高利息为诱饵，使李某误认为罗某有可靠的投资项目，具有偿还能力，而挪用公款231.91万元交由罗某使用。罗某在骗得资金后，除极少部分归还被害人外，将其余资金全部用于偿债、赌博和日常开销，未对所借资金进行妥善的保存或合理投资，导致无法归还借款。罗某与李某之间虽然名义上是借贷关系，但实质上罗某是在无偿还能力情况下，多次以“借”为名，骗取他人巨额财物，故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借钱不还”型诈骗，即借贷式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借贷的形式，骗取公私财物的诈骗方式。此类犯罪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由于犯罪嫌疑人通常都是以民间借贷之名，而且多发于亲戚、朋友、熟人之间，因此与民事案件中的债权债务纠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必须进行严格审查，防止将债务纠纷作为犯罪处理，避免打击无辜。

一、借贷式诈骗和民间借贷之间的区别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使受害人陷于错误认识并“自愿”处分财产，从而骗取数额较大以上公私财物的行为”。借贷式诈骗与民事债权债务纠纷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是以借款为名转移财产、到期无法偿还债务等等。本案中，罗某就主张他和被害人之间有借款的口头约定，还有支付本息的行为，虽然最终还不起借款，但其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并非诈骗。那么借贷式诈骗和民间借贷在表现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在具体案件中应如何判断？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不同

诈骗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即行为人在借钱时就具有不归还的意图。诈骗罪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件，因此，诈骗人“借钱”只是其虚构的幌子，主观上根本没有归还的意图。而正常的借贷人在借款时则具有归还的意思，即使后续不能及时归还，往往只是因为客观原因。

（二）行为人采取的方式不同

诈骗人在借款时会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段，导致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如虚构借款用于某种投资或营利性的活动，又如虚构自己的财务状况，使被害人误信其有归还的能力。而正常借贷中，借款人往往会如实告知其借款用途，很少采用欺骗的方法。

（三）行为人对借款的态度不同

诈骗人在骗得财物后不会考虑归还财物，因此在财物的使用上毫无顾虑和节制，直接造成财物的灭失，如将借款用于赌博、吸毒或个人挥霍；而民间借贷中，借款人本身具有归还借款的能力，或者将借款用于可产生合法收益的途径，以保障归还借款。

二、如何判断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意图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借贷式诈骗的犯罪人在归案后，总会提出其与被害人之间是正常的借贷关系，甚至提供借条等证据予以印证，给判断此类案件的性质造成困难。比如，本案中认定罗某行为性质的关键，就在于罗某当时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主观意图是一种意识形态，只存在于人的大脑，无法直接从思维中剥离出来加以认证。往往只能依靠行为人的自我叙述，对于其真实性的判断更多的是要结合其具体行为表现等因素进行判断。“行为是基于人的意识而实施的，或者说是意识的外在表现”。[2]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不能仅仅听信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而是要根据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以及其他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行为人在犯罪中的行为表现往往更能表现出其主观意图。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意图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行为人借钱的理由与实际用途

在正常的民间借贷中，借款人会告知债权人借款的真实用途，让债权人知晓借出资金的用途和风险，从而作出决定。而在诈骗案中，犯罪人通常会编造一些虚假的借款用途，如投资、工程建设等正当且有丰厚利润的项目，使被害人产生借出资金安全并能及时收回的错误认识。而实际上，犯罪人在获得借款后会将钱用于一些高危或者无法收回资金的活动，如用于赌博、供自己挥霍等，从而导致被害人的资金无法收回。行为人对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会反映出其借款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而借款时的理由与实际使用的异同，也可以反映出行为人在借款时是否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客观行为，是考察行为人主观心态的重要依据。

（二）行为人借款时的财务状况

行为人借款时的财务状况是判断其是否准备归还借款的重要因素，行为人财务状况结合其对借款的用途，能够准确把握行为人的真实心态。在很多诈骗案件中，犯罪人在本人负债累累或者没有任何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通过虚构事实将自己装扮成富人或具有偿还能力，如谎称拥有房屋、土地、豪车等，在骗得借款后大肆挥霍，造成借款无法归还，此类情形应当认定行为人在借款时就没有偿还的意图。反之，如果行为人本人具有较好的财产条件，虽然通过虚构理由等手段获得了借款，并用于赌博等活动造成借款无法按时归还的，但其所拥有的其他财产，如房产、汽车、股票等，能够保证债权人利益不受损失的，应当认定行为人在借款时具有归还的意图，不应认定为诈骗。

（三）行为人是否有掩饰真实身份或隐匿行踪的行为

在借贷式诈骗中，行为人在犯罪之前会利用假名、假住址或假证件来掩盖真实身份，在得手后便销声匿迹。还有的行为人虽使用真实身份，但在骗得借款后或被害人追偿过程中，又通过更换手机号码、变更居住地点等方法来隐匿行踪，这些行为也能够反映出行为人不愿归还借款的主观心态，是判断行为性质的重要依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应当结合以上三点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准确把握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三、罗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就本案而言，罗某虽以需求工程款的名义向被害人“借”款，并且还支付了部分利息和本金。但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理由是：

首先，罗某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罗某在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又没有正常的收入来源，根本不具有偿还能力。而罗某在获得二百多万元的借款后，全部用于偿还欠债和赌博，这些用途不可能产生收利，必然导致资金无法收回，说明其借钱时根本没有还钱的打算和规划，主观上是想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进行使用，虽然其间有少量归还利息和本金的行为，也只是为了掩盖真相，防止被害人及时发现，故罗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意图，符合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其次，罗某实施了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的客观行为。罗某向被害人虚构了其在重庆有工程的事实，并以高利息为诱饵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将两百多万元的资金“借给”他。被害人正是因为受到罗某虚构事实的欺骗，产生罗某有正当的投资途径，能够获利并及时收回借款的错误认识，才甘冒违法犯罪的风险挪用公共财产给罗某使用。如果罗某将资金的真实用途告知被害人，显然被害人是不会将公款借给罗某用于还账、赌博。因此，罗某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为，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从而骗取被害人的财物，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客观要件。

最后，罗某的行为造成204.31万元的财物无法追回，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给公私财物造成重大损失，后果严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彩礼返还纠纷多数发生在作为婚姻当事人的男女双方之间，但出嫁的女儿以其与父母存在关于彩礼的保管合同关系为由，要求父母返还所“保管”的彩礼，那么该怎么办？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彩礼引起的保管合同纠纷案，女儿起诉父母返还彩礼18万元，法院判决由被告张某、王某返还其女张小某10万元。

　　庭审中，原告张小某诉称，她系被告张某、王某的女儿。2020年6月，经媒人介绍，原告与案外人林某定亲，两被告收取聘金共18万元。之后原告与林某于2020年8月17日在黄岩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生育一女。原告与男方共同生活期间，因男方家庭条件并不宽裕，为补贴生活支出，原告称多次向被告要求返还聘金，均遭到拒绝，甚至在原告住院生产急需医疗费时，两被告也不愿返还，故提起诉讼请求返还聘金18万元。

 　面对张小某的起诉，被告张某、王某在庭审中答辩称：原告以返还聘礼为由起诉被告，诉讼主体不符。被告收取了聘金18万元属实。按传统习俗，聘礼是男、女结婚时男方或男方家庭支付给女方家庭，并由女方父母支配的钱物，并不是给女方个人的。被告收取的聘礼是原告丈夫的家庭赠送给被告的，并不是赠送给原告的，因此所收受的聘礼归被告所有，原、被告亦不存在保管关系。被告之所以至今未为原告举办婚宴、置办嫁妆，是因为有特殊原因，且被告认为男方定的日子不好，需要重新选定，还准备拿出几万元还礼给男方及原告，但男方后面未再与被告重新商定婚宴日期。原告在登记结婚不久即向被告讨要彩礼，还对被告进行辱骂，并损坏被告家中财物，被告曾报警处理。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没有依据，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查明，被告张某、王某系原告张小某的父亲及母亲。2020年6月，经媒人介绍，原告张小某与案外人林某订婚。后林某的亲属依习俗给被告张某、王某送去聘礼，两被告收取了其中18万元。之后原告与林某于2020年8月17日在黄岩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随同男方共同生活。在2020年8月23日前后，原告向两被告讨要收取的18万元彩礼，双方因此发生纠纷。此后，两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了部分生活费，并在原告生育女儿后向其亲属支付了红包8800元。另，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两被告此后未为原告举办婚宴，也未为原告置办嫁妆。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实质在于彩礼的归属之争。确定彩礼的归属，既要寻根溯源，尊重彩礼形成的历史传统脉络，也要与时俱进，吸收彩礼演进的时代合理因素。从传统习俗来看，婚约多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彩礼承载着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尊重、感谢和补偿，体现了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珍视，将彩礼视为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赠与，是符合传统社会情境的。从彩礼的时代演进来看，彩礼的经济补偿功能趋于弱化，彩礼正在更多地具有祝福新人、支持新人组建家庭、奔赴美好生活的功能。子女也更加具有独立意识，不再是传统家长制下父母的附庸，其独立的经济诉求也应予以尊重。因此，结合彩礼的传统习俗因素及时代变化，将彩礼理解为男方家庭以结婚为目的对于包括出嫁女儿在内的女方家庭的赠与，父母及出嫁女儿共同对受赠财产享有利益，无疑更为合理，更能兼顾中华传统文化伦理和新时代、新社会的要求，也更易为社会公众的情感所普遍接受。

　　据此，在女方父母与女方本人无法对彩礼的归属、处置协商一致的情形下，黄岩区法院认定本案中两被告收取的彩礼18万元，应认为系女方父母及女方本人家庭共同所有，结合彩礼的数额、支出情况、嫁妆及婚宴的置办情况及原、被告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实际生活需要等情形，参考当地习俗，酌情确定由两被告返还原告10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并自动履行完毕。

法官说法

　　彩礼的归属问题实质也是彩礼的赠与对象问题。结合彩礼这一习俗产生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和新时代新社会关于彩礼的观念嬗变及合理演进，将彩礼视为男方或男方家庭以结婚为目的的对于包括女方父母在内的女方家庭的赠与更为合理。女方及女方父母对受赠的彩礼构成共同共有关系。如女方及其父母对于彩礼的归属产生争议，本质上是要求将彩礼这一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在进行彩礼分割时，应当遵循合情合理的原则，以提高社会可接受度。一方面，应当考虑彩礼的支出情况。按照传统习俗，父母收取彩礼后往往需要为女儿筹办婚宴和嫁妆。如父母已为女儿举办了婚宴并置办了嫁妆，除非彩礼数额巨大且不予分割对女儿造成严重不公，原则上不应再支持女儿对彩礼的分割要求。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需要。如女儿出嫁后生活陷入困境，则在分割彩礼时应适当向她倾斜；若父母年事已高且缺乏生活来源，则应为他们保留较多的份额。此外，还需要酌情考虑父母为抚育女儿所付出的辛劳等因素，以实现情、理、法的有机统一。

　　彩礼问题，情理和法理的纠结，一直是民事纠纷中的堵点。在处理彩礼归属的纠纷时，应秉持化解家庭矛盾、修复亲情关系的原则，加强案件调解，避免争执进一步恶化。若调解未能成功，进入裁判程序时，也应努力实现裁判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房屋买卖双方为规避国家税费未能及时办理过户手续是否属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问：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为规避国家税费，约定五年后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后因被执行人与债权人发生纠纷，法院对房屋进行查封。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主张其与被执行人在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其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并占有，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请求排除法院对房屋的强制执行，应否支持？

答：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为规避国家税费，约定五年后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未能在债权人申请法院查封房屋之前办理过户手续，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附：相关规定及释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 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从实践中看，能够归责于买受人的原因，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对他人权利障碍的忽略。例如，不动产之上设定有其他人的抵押权登记，而买受人没有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登记时由于存在他人抵押权而无法登记。二是对政策限制的忽略。例如，明知某地限制购房，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仍然购房导致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三是消极不行使登记权利。例如，有的交易当事人为了逃税等而故意不办理登记的，不应受到该原则的保护。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有的人认为，买房人本来可以通过提起诉讼行使物权登记请求权并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来完成物权变动的使命，但却没有行使，能否视为买受人的原因。我们认为，对于普通的民事主体，不可将其都视为法律专家，此种情况，不能视为买受人有过错。何况，诉讼与执行本身也有一定时间要求，不能满足对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要求。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签订离婚协议之后一旦违反协议中的约定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其实不然
离婚分为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而在协议离婚中有些约定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约定因此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那什么样的约定是无效的？ ☟☟☟

01

离婚后

一定期限内不得再婚

婚姻自由权是《宪法》、《婚姻法》赋予公民的人身权利。在不违反婚姻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公民享有婚姻的自由，不受他人干涉。离婚协议中约定的限制再婚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

02

再婚后

不得再生育子女

 生育权是法律规定的公民人身权利，在不违反国家相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公民享有生育与不生育子女的自由，不因与他人的协商行为而受到限制。

离婚协议中约定的禁止生育条款，是对公民生育权的人为限制，违反了公民享有生育权的法律规定。因此，离婚协议中相关禁止生育的条款是无效的。

03

限定再婚后

所生育子女的继承权

继承权是被继承人死亡后才开始的权利，法定继承人的继承资格只能由被继承人自己取消，不能由他人干涉。除非是被继承人以遗嘱的形式予以取消某继承人的继承资格。因而，夫妻离婚时限定一方再婚后所生育子女的继承权，违反法律规定。

04

夫妻共有房产

约定归子女所有

夫妻共有房产约定归子女所有，实为对子女的赠与。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涉及不动产的赠与，以办理所有权变更手续为准。因此，若离婚协议只约定房产赠与子女却不及时办理过户手续，任何一方反悔均可导致子女日后无法取得房屋产权。

05

约定的子女抚育费

至子女18周岁以后

养育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但该义务有时间限定，即在子女18周岁以前，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在子女18周岁以后，若子女没有出现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等状况，父母的法定义务即告解除。父母对子女的帮助属于自愿行为，没有法律的强行性制约。

此外，根据法律规定，即便是在子女18周岁以内，若父母一方经济条件有限，生活困难，也可以要求降低抚育费的支付标准。

06

处分

无权处分他人财产 

夫妻双方只能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当然包括婚前和婚后的财产都可以在离婚协议中进行约定，但是不得处分别人的财产。

有时由于双方缺乏法律常识，往往为了补偿对方或其他原因，会约定相关案外人的财产归对方所有。在这种情况下，约定一般会被认定为无效。这里不涉及委托代理关系或者追认的情况。

编者的话：在工作中觉得不舒服一定不要先回家再去医院一定不要先回家再去医院一定不要先回家再去医院重要的事说三遍！回家再去医院，就很难视同工伤了第二天醒来不舒服直接去医院和先去单位再去医院是两个结果，前面不能认工伤后面能认直接去医院和先去单位再去医院是两个结果，前面不能认工伤后面能认

直接去医院和先去单位再去医院是两个结果，前面不能认工伤后面能认

阅读提示：本文有两个典型判例，一个是2017年最高法院的判例，另一个是2024年2月新疆高院的判例，这两个判例都对工作中突发疾病先回家后再去医院，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判决不能视同工伤。
▶先看最高法2017年的判例：
【裁判要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上述条款主要是针对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能坚持工作，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情况而设定的。如果是在回家之后再到医院救治或突发疾病死亡的，就不属于这一条规定的适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行申368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代某(系死者张某之妻)。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再审申请人代某因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行终字第7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于泓、审判员李德申、代理审判员周觅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代某不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力社保厅）2014年8月8日作出的冀伤险认决字[2014]9900119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决定书并责令重新认定。一审查明，代某系张某之妻，张某生前是北京铁路局石家庄工务段职工，从事汽车司机工作。2014年4月27日，因在单位值班时身体不适，于18点30分左右向办公室主任请假，到家后吃了止疼药感觉好些，就上床休息，代某做好晚饭后因张某已经睡着就没有叫醒他吃饭和去医院检查。次日早晨6点左右，代某做完早饭后，发觉丈夫还没起床，仔细查看发现丈夫没反应，赶紧拨打急救中心120电话，6点40分左右，120急救车赶到，医护人员检查后，告知张某已经死亡。2014年5月29日，代某就张某死亡一事，向省人力社保厅提起工伤认定申请。省人力社保厅受理后，于2014年8月8日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给代某。代某不服，向河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北省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24日作出冀政复决（2014）4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省人力社保厅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该项规定了认定视同工伤的两种情形。本案张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身体不适，并未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也未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被送医疗机构经48小时抢救无效死亡。张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身体不适请假回家休息，后被发现死亡，虽然其从身体不适请假回到家中休息至其被发现死亡在48小时之内，但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故省人力社保厅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代某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故于2015年2月27日作出（2015）石行初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维持省人力社保厅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代某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该条款主要是针对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是突发疾病、病情危重、不能坚持工作，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情况而设定的，其中发病、抢救、死亡为一连续完整的不间断的过程，发病与抢救、抢救与死亡之间有紧密的先后顺序和逻辑联系。本案中，张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感觉身体不适，请假后回家休息，次日早晨被发现死亡。上述情形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也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直接送医经抢救无效死亡。因此张某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省人力社保厅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理据充分，应予支持。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代某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不清。张某的突发疾病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其病情恶化导致死亡与其2014年4月27日在工作期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存在连续性和因果关系。一审二审开庭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承认作出工伤认定的结论是基于申请人提供的书面材料，对于张某的具体工作状况、段长司机工作的特殊性、事发当时是否加班，在单位身体不适的具体表现情况等并没有进行调查核实，被申请人仅很据书面材料面认定的事实不可能全面客观。一、二审法院及被申请人对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理解有误，适用法律的前提错误，得出的结论必然错误。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有悖劳动法律规范的立法宗旨，且与冀劳社办[2006]137号文件相矛盾。请求撤销二审判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上述条款主要是针对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能坚持工作，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情况而设定的。如果是在回家之后再到医院救治或突发疾病死亡的，就不属于这一条规定的适用范围。
本案中，张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感到身体不适，请假回家后卧床休息，至次日被家人发现、经抢救无效死亡。虽然该不幸后果值得同情，但并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上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省人力社保厅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于法有据。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并无不当。至于再审申请人提出省人力社保厅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与其下发的冀劳社办[2006]137号文件相矛盾的问题，该文件仅为河北省工伤案例分析会议纪要，不具有普遍约束力，故该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代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代某的再审申请。

裁判要旨：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该条款中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系通常意义上因工伤亡之外的扩大保护情形，是基于工伤制度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导向以及人道主义精神而设立，旨在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劳动者家属提供经济抚恤，其应严格地被限定在原有含义内，不宜扩大解释。因此，“视同工伤”应同时具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经医疗机构抢救后在48小时内死亡等要件。

纵观事发过程，艾某某系在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出现身体不适，其突发疾病到死亡时间也未超过48个小时，但其身体不适后并未径直前往医院就医，而回家休息至次日凌晨5时左右，再次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申请人虽提出，回家系为取医保卡等物品，但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知，巴楚县卫星水库管理站至艾某某的家仅系20分钟的路程，其离开工作岗位四个小时后，再选择拨打救助电话，已超过了就医的合理期间期限，不具有合理性。巴楚县人社局认定艾某某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并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无不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4）新行申3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土某某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巴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审第三人：巴楚县水利管理站原审第三人：巴楚县水利局再审申请人土某某因其诉被申请人巴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巴楚县人社局）及原审第三人巴楚县水利管理站（以下简称巴楚县水管站）、巴楚县水利局工伤保险资格认定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3）新31行终5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土某某（小编注：系死者家属）申请再审称：1．艾某某系巴楚县水管站干部，其于2021年1月19日晚12时左右，在卫星水库值班期间突发疾病，于凌晨12：30左右被土某某接走。2021年1月20日凌晨5时左右，艾某某身体突感不适，土某某拨打120急救电话，随后将艾某某送往巴楚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但最终因心源性猝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视同工伤情形；2．《工伤保险条例》对抢救没有作限制性规定，艾某某突发疾病后因特殊原因先回家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死亡。艾某某突发疾病至死亡系同一病情，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未直接送医抢救为由，驳回土某某的诉讼请求错误。请求依法再审本案。巴楚县人社局辩称：1．巴楚县人社局作出涉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巴楚县人社局于2021年10月15日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后，于2021年10月22日作出受理决定书并向巴楚县水管站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22年11月19日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21年12月1日，将该决定书送达巴楚县水管站及申请人。巴楚县人社局依法履行受理、告知、收集资料、询问调查等程序后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2．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巴楚县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艾某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被申请人接走后未直接送往医院及时就医，在其离开岗位约4小时后在家中休息时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
3．《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中，有关抢救的规定不在于抢救情形的认定而在于申请人是否将艾某某及时送医，以避免其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申请人未在接到艾某某后第一时间送往医院，这一行为打破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有关“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中突发疾病经抢救死亡”这一认定情形中的连续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如何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复函》也明确规定，职工虽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病或者自感不适，并未送往医院抢救而是回家休息，48小时内死亡的，不应视同工伤；4．艾某某在家中度过将近4小时，而依据社会一般人观念，从其工作岗位至家驾车仅需半小时、医院到家至多一小时车程的情况下，就算需要回家拿东西、换衣服然后再送医也无需花费3小时时间，即申请人并非特殊原因先回家，且其在一审、二审中主张的回家理由并非阻却其接送艾某某去医院进行抢救的合法的、正当的理由。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原审第三人巴楚县水管站述称，《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关于如何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复函》，对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视同工亡的理解和适用，应当严格按照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径直送医院抢救等四要件并重，具有同时性、连贯性来掌握，具体情形主要包括：（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当场死亡；（二）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直接送医院或医疗机构当场抢救并在48小时内死亡等。本案中，艾某某在2021年1月20日凌晨00时30分左右突发疾病离开工作岗位，未前往医院救治，而是回家休息，凌晨5时左右在家中死亡。艾某某的死亡不符合上述视同工伤的情形。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原审第三人巴楚县水利局述称，艾某某与巴楚县水管站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巴楚县水管站是艾某某的用人单位。土某某将巴楚县水利局列为本案第三人，属于错列第三人，巴楚县水利局作为第三人主体不适格。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巴楚县人社局作出的新工伤认字653130202101279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即艾某某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该条款中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系通常意义上因工伤亡之外的扩大保护情形，是基于工伤制度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导向以及人道主义精神而设立，旨在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劳动者家属提供经济抚恤，其应严格地被限定在原有含义内，不宜扩大解释。因此，“视同工伤”应同时具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经医疗机构抢救后在48小时内死亡等要件。本案中，艾某某是第三人巴楚县水管站的员工，其于2021年1月19日晚12时左右，在巴楚县卫星水库管理站值班期间出现身体不适，于12：30时左右被申请人接走，于2021年1月20日5时左右去世。纵观事发过程，艾某某系在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出现身体不适，其突发疾病到死亡时间也未超过48个小时，但其身体不适后并未径直前往医院就医，而回家休息至次日凌晨5时左右，再次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申请人虽提出，回家系为取医保卡等物品，但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知，巴楚县卫星水库管理站至艾某某的家仅系20分钟的路程，其离开工作岗位四个小时后，再选择拨打救助电话，已超过了就医的合理期间期限，不具有合理性。巴楚县人社局认定艾某某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并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土某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土某某的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