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根据本期“入库案例”的观点：夫妻一方在离婚后紧接着与他人再婚，且自离婚之日起不到半年又与他人生育出子女的，应当认定其在与原配偶的婚姻期间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伤害夫妻感情，属于《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的“有其他重大过错”之情形，原配偶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胡某诉刘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离婚后发现一方存在重大过错，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入库编号：2023-07-2-015-001关键词： 民事 离婚后财产 协议离婚 离婚财产分割 婚内出轨 离婚损害赔 偿
基本案情：胡某诉称：因刘某出轨，双方于2019年协议离婚。离婚后刘某再婚并与再 婚配偶生育一子。2022年，胡某偶然得知刘某再婚所生之子的受孕时间系在胡 某、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某的上述行为给胡某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此外，胡某认为刘某在分割夫妻财产时隐瞒了上述情况，应对夫妻共同财产进 行分割。请求法院判令：1.汽车归胡某所有；2.刘某向胡某支付损害赔偿金20万元。

刘某辩称：不同意胡某的诉讼请求。关于涉案车辆，双方离婚后刘某还独 自偿还了部分贷款；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本案应适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 规定，胡某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已超过了协议离婚后一年的期限，法院不 应支持。法院经审理查明：胡某、刘某于2011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刘某女。后双方于2019年10月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刘某女离婚后由女方 胡某抚养。关于财产分割，归男方：位于朝阳区某小区房产产权50%，归女方：个人衣物，归女儿刘某女：位于朝阳区某小区房产产权50%；汽车一辆，男女 双方各一半。关于债权债务，婚后无债权债务。2019年10月刘某与他人再婚,于2020年4月生育一子刘某男。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2022）京0112民初31451号 民事判决：一、小型普通客车归胡某所有，胡某给付刘某补偿款26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二、驳回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胡某不 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1日作出（2023）京03民终258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2民初314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2民初314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向胡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5万元；四、驳回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综合双方诉辩主张和查明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 刘某应否向胡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胡某认为刘某存在婚内出轨并与他人生子 的行为具有延续性，从维护民事主体权益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角度出发 ,应当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支持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诉求；刘某认为双方在民 法典实施前离婚，应当适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处理，胡某提起离 婚损害赔偿的诉讼已经超过协议离婚后一年期限，不应予以支持。就此问题,该争议主要涉及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重大过错的认定、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 时间要求等，需厘清以下三个子问题。第一，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行为认定。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首次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体现在第四十六条,即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 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 弃家庭成员的。该规定是我国以立法形式首次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旨在填 补受害配偶的损害，通过给予具有经济赔偿和精神慰藉双重作用的抚慰金以抚 慰受害方。但是实践中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以限制性 的列举方式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予以规定，无法对其他过错情形进行扩 大化解释，难以发挥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效果，充分实现该制度制裁导致婚姻 解除的过错方的功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采取列举式与概括性规定相结 合的立法方式，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基础上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予以进一步 完善，即在原有四项法定过错之外又增设了“有其他重大过错”这一兜底性规 定，从而解决了该制度适用情形过窄的问题。本案中，胡某、刘某于2019年10月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三日后刘某即与他人再婚，并于2020年4月生育一 子。根据刘某与他人再婚生子的时间节点及庭审中双方认可的事实，其过错行  为的程度已经达到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兜底条款“有其他重大过错  ”的条件。第二，协议离婚后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时间要求。婚姻法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时间限制未作出相关 规定，但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七条规定了时间限制，即在婚姻登记 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一年内提出，过期则不予支持。该“一年”的规定旨 在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但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婚姻法一直将照顾无过错方利益作为离婚夫妻财产分割的原则，离婚损 害赔偿作为三大离婚救济制度之一，应当充分体现出这一理念，对于无过错方 在离婚一年后才得知对方存在过错情形的，如将起诉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期限 限制在一年，不利于无过错方权利的行使，也与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程序中保护 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宗旨相背离；二是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来看，由 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一年期间，排除了协议离婚的当事人在一年后 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作为一项对当事人权利造成很大影响的规定,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缺乏明确的依据。综合上述各种考量，2021年1月1日 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一）》[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在婚姻 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 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 表示放弃该项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删除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关于“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一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的规定。由于婚姻家 庭编在我国民法典体系中位于第五部分，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离婚损害赔偿 请求权的行使应同样适用民法典诉讼时效的原则规定。无过错方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应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原配偶 有重大过错行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胡某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时间是在二人 2019年协议离婚一年后，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胡某 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已超过了一年的期限，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即是依据该审理思路判决驳回了胡某的该项诉讼请求。因此，本案的审理关键在于无 过错方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时间能否适用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不 受协议离婚后一年内的限制。第三，本案应当适用民法典及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 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 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 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该条款主要是 针对旧法有规定而新法改变了旧法规定时如何适用法律的规定，包括“法不溯 及既往”原则和有利溯及适用规则。其中，在有利溯及标准的把握上，将更有 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更有利于”作为判断有利溯及的标准，并以符合诚 实信用、公序良俗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要求为判断合理预期的基准，从而确 保法律秩序的稳定。意思自治作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涉及私人事务的 婚姻家庭领域尤为重要。最能体现意思自治的，莫过于民事主体按自己的意思 处分权利。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明确赋予夫妻中 无过错方的权利，如仍以婚姻法规定的四种过错情形作出认定，或以超过协议 离婚时间“一年”为由即驳回无过错方的诉讼请求，显然不符合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保护无过错方利益原则所追求的目的。基于上述分析，民法典关于离婚损 害赔偿法定情形的兜底条款、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中关于协议离婚后提起离 婚损害赔偿的条款满足了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二条有利溯及中“三个更有利 于”的标准。本案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规定更符合公序良俗 的相关内容，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上，刘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民法典规定的“其他重大过错”，胡某作为无过错方，有权通过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得到相应补偿和救济。虽然胡某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一年后提出，且离婚事实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但在离婚协议中其 并未明确放弃该项主张，本案适用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 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仅以该请求超过协议离婚一年为由予以驳回,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具体赔偿数额本院结合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所作财 产的分割处理情况，根据案件实际酌予确定。裁判要旨：1.协议离婚时间在民法典实施前，无过错方在民法典实施后提起离婚损害 赔偿诉讼时已经超过原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的一年期间，从维护民事主体权益 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三个更有利于”的角度出发，应当按照有 利溯及原则，适用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保障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适用民法典总则编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2.配偶一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婚外异性存在不正当关系，离婚后三天即再婚并在不到半年内生育子女，严重伤害夫妻感情，导致婚姻破裂，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的“有其他重大过错”情形。关联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9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87条、第8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裁判要旨】投保交强险是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法定义务，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应由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赔偿权利人请求由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周某琴诉李某、张某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李某驾驶机动车在公路上掉头时，因疏于观察，与周某琴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周某琴受伤和车辆损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李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周某琴无责任。案涉机动车登记车主为张某明，事故发生时，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周某琴受伤住院治疗，后被评定为十级伤残。周某琴诉至法院，请求驾驶人李某、车主张某明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人民币14万余元（币种下同）。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8日作出（2023）苏0613民初843号民事判决：一、张某明、李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周某琴14万余元。二、驳回周某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提起上诉。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0日作出（2023）苏06民终320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李某明知案涉机动车存在故障，在车辆送修期间，仍驾驶该车辆行驶到道路上掉头，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并致周某琴损伤，李某系实际侵权人，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依法应对周某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张某明为案涉车辆的所有人，系该车辆投保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但其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导致受害人不能得到交强险限额内的赔付利益，亦存在过错，应在交强险限额内与李某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因本案受害人周某琴的损失未超出交强险限额，故一审法院判决张某明、李某共同赔偿周某琴的损失，并无不当。李某主张应当区分实际侵权人与投保义务人的责任承担，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并非按照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故李某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案情介绍：

高某生前系青海某公司员工，从事保安工作。

2023年11月28日，上午8时34分及9时55分，高某在公司工作群内交代停车收费情况。10时13分许，高某身着保安服搬纸箱进入公司，向公司申请辞职并办理相关手续。10时23分许，高某在公司前台旁侧处突发疾病晕倒，现场人员进行了急救并拨打120紧急送医抢救，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死亡原因为心脏破裂，大量心包积液（心脏停搏）。

2024年10月8日，人社局于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24年12月23日撤回。

2025年2月28日，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高某受到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认定视同因工死亡。

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争议焦点：

员工办理辞职手续后随即在公司突发疾病死亡，是否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法定要件？

 一审判决：劳动关系存续至离职当日24时且办理离职属于工作收尾环节，应视同工伤

一审法院认为，高某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高某于2023年11月28日向公司提交辞职申请，公司当日进行审批。

依据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5条“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应当以劳动合同期限最后一日的二十四时为准”的规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存续至离职当日的24时，此时段内发生的事故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公司认为事发时与高某的劳动关系已解除的主张不能成立。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本案中，高某于离职当天上午8时34分及9时55分在工作群内交代停车收费情况。现场录像显示，高某身着保安服于当天上午10时13分许搬纸箱进入公司，10时23分许在公司前台旁侧处突发疾病晕倒，经抢救无效死亡。

从上述事实看，高某在前台旁侧与工作人员办理离职手续的行为属于离职当日工作收尾环节，属于在工作时间内；且离职当日完成的交接等工作也属于其工作组成部分，尚在工作时间内，在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收尾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

综上，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

 提起上诉：辞职审批后劳动关系即时解除，办结离职手续后突发疾病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公司提起上诉称：

一、一审判决混淆劳动关系解除与劳动合同终止的区别。《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5条适用情形为合同期满终止，而本案双方劳动关系在高某主动辞职且公司同意时即发生法律效力，而非持续至当日24时。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高某提交辞职报告并经负责人签署同意后劳动关系即已解除。

二、高某在办结全部离职手续后突发疾病，已不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办理离职手续是了结权利义务关系的程序性行为，其内容与完成本职工作无关，身处前台闲聊已与履行职责无任何关联，前台并非工作岗位。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撤销被诉工伤决定。

二审判决：离职当日完成交接与收尾工作属于工作组成部分，符合视同工伤法定要件

二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5条规定，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应当以劳动合同期限最后一日的二十四时为准。

本案中，认定高某工伤是否成立的核心依据为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高某在公司从事保安工作，2023年11月28日上午8时34分、9时55分，高某尚在公司工作群内交代停车收费情况，10时13分许身着保安服并搬纸箱进入公司，10时23分许在公司前台旁侧处突发疾病晕倒，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根据上述规定，高某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应当存续至离职当日的24时，故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公司主张高某在办结全部离职手续后突发疾病不符合视同工伤法定要件的上诉理由。

公司在二审中自认，在员工离职时需将离职申请交至公司前台留存，故高某在前台递交离职申请是办理离职手续的行为，且根据公司微信群及现场录像显示，高某在离职当天仍在从事相关保安的工作。

故高某离职当天在公司的相关行为属于在公司从事交接、收尾等与工作相关的事务性工作，虽然事发当日高某已经办理了离职手续，但劳动者离职当日完成的交接工作等也是其工作组成部分，符合工伤认定中关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认定标准。

综上，二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实务要点：

一、关于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与终止时间

本案两审法院均援引劳部发（1996）354号第5条，认定劳动关系存续至离职当日24时。严格从劳动法理审视，该规定系针对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的情形；对于协商一致或劳动者即时辞职并经用人单位审批同意的解除情形，法理上通常自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发生法律效力。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将合同期满的最后一日24时规则扩大适用于辞职解除情形，在法律适用逻辑上比较牵强。但是，工伤保险行政确认旨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对于离职当日尚在工作场所极短时间内发生的伤亡，裁判可能倾向于作有利于劳动者的解释。

二、收尾性工作不属视同工伤的构成要件，法院说理有拼凑法条之嫌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二项中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是对第一项“工作时间”的前后延展，伤亡原因强调的是“事故伤害”，而突发疾病死亡并非事故伤害，其依据为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这两个法条管的是不同的工伤认定（视同）情形，不能混为一谈。

法院为了支持该工伤认定，将两个法条拼凑在一起，说理反而不通畅，让人感觉在拼接两个法条。我认为还不如别说那么多，直接依据“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更简单，毕竟员工办理工作交接、退还物品、递交离职材料这个过程，是基于劳动关系衍生出的附随义务和必要流程，本质上还是可以理解“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根本无需去解释为第14条中的收尾性工作。  

基本案情

2024年5月23日，案外人刘某枝到郯城县某街道某压缩式垃圾站倾倒建筑垃圾。环卫工人窦某英表示垃圾太多，翻斗可能举不动。刘某枝称“举不动她就往下扒”。窦某英使用遥控器操纵翻斗将垃圾倒入压缩仓，因垃圾过多，翻斗无法正常下落，窦某英尝试操控无果后，让刘某枝找人帮忙处理。刘某枝骑电动车离开后打电话让其儿子刘某过来帮忙。原告崔某瑜当时正与刘某在一起，遂一同前往垃圾站。到达垃圾站后，窦某英称垃圾箱被卡住，需要用棍撬一下。原告崔某瑜随即站到压缩式垃圾箱上，窦某英递给崔某瑜一根撬棍。崔某瑜尝试用棍撬开垃圾箱，但未找到支点。与此同时，窦某英使用遥控器再次尝试遥控翻斗，翻斗突然震动碰撞撬棍，导致撬棍击伤崔某瑜，崔某瑜当场昏迷。崔某瑜被送至郯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治疗。

另查明，郯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与被告某环境卫生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由被告负责某县城区道路保洁和全县生活垃圾清运市场化运行，环卫工人窦某英系被告工作人员。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崔某瑜与被告某环境卫生集团有限公司是否构成义务帮工关系。

（一）关于义务帮工关系的认定

义务帮工是一种无偿、短期、自愿或应他人邀请而为他人提供劳务的民间互助行为。本案中，环卫工人窦某英发现翻斗无法正常下落后，让案外人刘某枝找人帮忙处理，刘某枝联系其儿子刘某过来帮忙，原告崔某瑜恰好与刘某在一起便一同赶到垃圾站帮忙。虽然环卫工人并未直接邀请崔某瑜帮工，但崔某瑜在听到“需要用棍撬一下”的需求后主动站到垃圾箱上，环卫工人未制止其行为且将撬棍递给他，应认定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帮工合意。故原告与被告构成义务帮工关系。

（二）关于责任承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被告辩称其环卫工人经过岗前及岗中培训、持证上岗、规范作业。法院认为，原告主动上前帮忙时，被告环卫工人应意识到可能发生的危险，其非但未及时制止，还为其递工具，并且在原告尝试撬垃圾箱时使用遥控器操控垃圾箱导致其突然启动，存在明显过错。被告作为环卫工人的管理单位，应对原告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主要责任。

原告崔某瑜无偿提供帮助的行为是值得倡导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也应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垃圾站周边醒目位置张贴了“有电危险！非工作人员禁止操作！”“禁止攀爬”等警示标识，原告未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对自身损害承担次要责任。法院酌定被告某环境卫生集团有限公司对原告崔某瑜的人身损害承担70%的赔偿责任，遂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某环境卫生集团有限公司按比例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合理损失共计39779元。宣判后，被告某环境卫生集团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1.义务帮工的定义与特征

义务帮工是指帮工人不要求报酬，无偿为被帮工人的生产、生活需要提供劳务的互助行为。其特点是：无偿性、临时性、合意性（被帮工人未明确拒绝即视为接受）。本案中，崔某瑜主动帮忙撬垃圾箱，环卫工人递工具、未制止，双方即形成了事实上的帮工关系。

2.义务帮工受伤后的责任承担规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义务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也就是说，被帮工人（接受帮忙的一方）并非必然承担全部责任，而是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按比例分担。

本案中，被帮工人（被告环卫公司）的过错更大：工作人员明知危险却未制止、主动递工具、在帮工人作业时不当操作遥控器引发事故。帮工人（原告）的过错较小：未注意现场“禁止攀爬”等警示标识，自身安全意识不足。因此，法院判决被帮工人承担70%的主要责任，帮工人自担30%的次要责任。

3.被帮工人的免责条件

如果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被帮工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如未提供安全环境、未制止危险行为、本身操作存在过错），则需按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被告工作人员不仅未拒绝，反而主动配合、递工具并同步操作，显然不能免责。

4.帮工人的安全注意义务

助人为乐是美德，值得鼓励，但帮工人在帮忙时也要对自身安全负责。应留意现场是否有警示标识、是否存在明显危险，不要盲目进入危险区域操作。否则，若自身存在过错，也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

5.用人单位的替代责任

本案中，环卫工人窦某英是被告某环境卫生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接受帮工并造成损害，属于职务行为。根据《民法典》第1191条，用人单位对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的损害承担替代责任。因此，被告公司直接作为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

6.本案的启示

义务帮工是社会互助的优良传统，法律既保护帮工人的合法权益，也要求各方各尽其责。被帮工人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帮工人也应注意自身安全。一旦发生损害，法院会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合理划分责任，既不让热心人寒心，也不纵容忽视安全的行为。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款： 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第二款 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请求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被帮工人补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预付式消费是一种预先支付款项，随后逐渐消费的模式。在健身、培训、美容等服务领域，该种消费模式引发的退款纠纷屡见不鲜。消费者在付款后因计划有变要求退款，常常被商家以“一经售出，概不退款”等条款拒绝。这类条款是否有效？消费者能否在付款后合理期限内“反悔”？近日，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判决商家向消费者全额退还服务费预付款。

2025年8月17日，消费者王某支付5399元在某培训机构处购买了一份舞蹈培训年卡。双方签订了《舞蹈培训课程服务协议》，王某在协议备注栏书写“本人同意不退不转”，该协议亦约定“如获批准退款，某培训机构将收取本次交易实收金额的50%作为运营费用”。付款后，王某未前往该培训机构上课。

2025年8月24日，即在付款后的第七天，王某因个人计划发生变化，便通过微信联系某培训机构要求退还舞蹈培训年卡全款。某培训机构则以协议中已有“不退不转”的明确约定、且其曾口头告知为由拒绝，后仅同意按协议约定“退还50%的费用”，并称该50%为“运营费”。双方协商未果，王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培训机构全额退款。

法院审理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七日内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时已经从经营者处获得过相同商品或者服务；（二）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时已经从其他经营者处获得过相同商品或者服务。当事人就消费者无理由退款作出对消费者更有利的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本案中，王某在付款后第七日提出退款请求，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七日无理由退款”情形，且其在付款后并未实际消费，亦未获得相同服务。因此，王某有权要求返还全部预付款5399元。关于某培训机构主张王某曾承诺“不退不转”以及可按约定收取50%的运营费，因其约定与上述司法解释第十四条“只有对消费者更有利的约定才按约定处理”的规则相悖，故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王某的诉讼请求，判令某培训机构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某全额退还预付款5399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某培训机构已全额退款。

案涉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的核心，在于为线下健身、培训、美容等特定领域的预付式消费创设了法定的“冷静期”。它将线上消费中成熟的“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精神延伸至线下预付场景，赋予消费者在付款后七日内无需说明理由即可要求返还本金的权利（法定例外情形除外）。这一规定旨在解决预付式消费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规制过度营销、诱导消费等行为，引导经营者回归服务本质，通过提升服务质量赢得市场。同时，司法解释也明确了除外情形，即消费者在订立合同时若已从该经营者或其他经营者处获得过相同商品或服务，则不再享有该“七日后悔权”，这体现了对交易稳定性与经营者合理预期的兼顾，以及对恶意退款的防范。

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应增强风险意识，量需而行。付款后如改变主意，应善用法律赋予的“七日冷静期”，及时通过有效方式向经营者提出退款请求并保留证据。经营者应主动学习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时自查并修正合同中不公平、不合理的条款，通过提供优质服务构建健康、可持续的消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