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5条的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父母以其未成年子女房产设定抵押的行为效力如何认定？对于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给出了明确意见。

最新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十五条　【监护人履行职责的原则与要求】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第一千零四十一条　【基本原则】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

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理解适用

关于父母以其未成年子女房产设定抵押的行为效力如何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明确：父母抵押其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行为，原则上应认定为非为其未成年子女利益，属于无权代理，该代理行为无效。理由如下：

第一、《民法典》总则编中的第35条第1款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上述条款的规定旨在避免未成年人之父母，借由管理未成年子女财产之便，不当处分其财产，以致对未成年子女造成不利益。其方式则为限制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的法定代理权，监护人行使法定代理权必须在为被监护人利益这一边界范围内进行，逾越此边界，非为被监护人利益处分其财产，则构成无权代理。

第二、鉴于房产的重大价值和抵押行为的高风险性，父母抵押其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行为，原则上应认定为非为其未成年子女利益，除非相对人有相反证据足以证明该抵押行为确系为子女利益而实施。比如父母以房产设定抵押办理银行贷款为子女就医筹措医疗费用或出国留学费用，此种抵押行为直接对子女有利。父母代替未成年子女签章让其承担抵押风险的行为不属于接受奖励、赠与、报酬等纯利益的行为，应属无权代理，该代理行为无效。

典型案例

原告姚某某、姚某斌为与被告唐某萍、陈某微抵押合同纠纷一案

裁判要旨：法定代理人不合格且相对人有过失而成立的合同，该合同无效。坐落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房产登记在原告姚某某名下，属姚某某个人财产。被告唐某萍作为监护人通过伪造姚某斌的签名将姚某某名下的房产抵押借款，其所借得的款项实际并未用于被监护人的生活、教育等所需，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姚某某的合法权益。陈某微在签订抵押合同时，应知晓房产属未成年子女所有，抵押权人有义务考量抵押合同相对人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是否符合被监护人利益。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姚某某年仅5岁，合同载明借款用途为周转。陈某微明知唐某萍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借款用作资金周转，系侵害未成年子女权益的行为，但其仍与唐某萍签订案涉合同，并且其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从未详细了解借款人的真实借款用途，故应认定陈某微在签订合同时存在过失，不能认定其为善意抵押人。此外，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法订立保证合同。根据乐清市公证处回函可以明确该处未出具过办理案涉房产抵押登记的“（2019）浙乐证内民字第4018号公证书”，且唐某萍自认相关姚某斌的签名系其冒签，可以明确姚某斌从未授权唐某萍签订案涉合同，故唐某萍代姚某斌在“抵押人”处签字的行为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判决：被告唐某萍与被告陈某微所签之《抵押借款合同》中关于抵押部分无效，被告唐某萍、陈某微协助原告姚某某办理注销座落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产的抵押登记。

前言：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署忠诚协议的情形，如夫妻双方约定：“双方应互敬互爱，对家庭、配偶、子女要有道德感和责任感。若一方在婚姻期间由于道德品质的问题，出现了背叛另一方的不道德行为（婚外情），要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100万元。”在忠诚协议签署后，如果一方发现另一方有出轨行为的，能否以另一方违反忠诚协议要求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另一方支付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100万元？对于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给出了明确意见。

最新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三条【婚姻家庭的倡导性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理解适用

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署忠诚协议是否有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明确：夫妻之间签订忠诚协议，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自愿履行，法律并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协议，但也不赋予此类协议强制执行力，从整体社会效果考虑，法院对夫妻之间的忠诚协议纠纷以不受理为宜。理由如下：

第一、如果法院受理此类忠诚协议纠纷，主张按忠诚协议赔偿的一方当事人，既要证明协议内容是真实的，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又要证明对方具有违反忠诚协议的行为，可能导致为了举证而去捉奸，为获取证据窃听电话、私拆信件，甚至对个人隐私权更为恶劣的侵犯情形都可能发生，夫妻之间的感情纠葛可能演变为刑事犯罪案件，其负面效应不可低估。

第二、赋予忠诚协议法律强制力的后果之一，就是鼓励当事人在婚前签订一个可以“拴住”对方的忠诚协议，这不仅会加大婚姻成本，而且也会使建立在双方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变质。

第三、忠诚协议实质上属于情感、道德范畴，当事人自觉自愿履行当然极好，如违反忠诚协议一方心甘情愿净身出户或赔偿若干金钱，为自己的出轨行为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但是如果一方不愿履行，不应强迫其履行忠诚协议。

附：典型案例：2019年度江苏法院婚姻家庭十大典型案例——李某与马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李某（男）与马某（女）于2012年登记结婚并生有一女。婚后李某与异性罗某存在不正当交往，导致罗某两次怀孕。2017年1月，李某与马某签订婚内协议一份，约定今后双方互相忠诚，如因一方过错行为（婚外情等）造成离婚，女儿由无过错方抚养，过错方放弃夫妻名下所有财产，并补偿无过错方人民币20万元。协议签订后，李某仍与罗某保持交往，罗某于2017年7月产下一子。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马某同意离婚并主张按照婚内协议约定，处理子女抚养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法院裁判：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与马某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上述协议中，关于子女的抚养约定因涉及身份关系，应属无效；关于财产分割及经济补偿的约定，系忠诚协议，不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夫妻财产约定情形，马某主张按照婚内协议处理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无法律依据，但考虑到李某在婚姻中的明显过错等因素，应对无过错的马某酌情予以照顾。综合考虑孩子的成长经历、双方收入水平、家庭财产来源等情况，判决女儿随马某共同生活，并由马某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一审判决后，李某、马某均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夫妻间订立的忠诚协议应由当事人自觉履行，法律并不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不能以此作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的依据

延伸阅读 

问：夫妻在婚前或婚后所签订的一方应当对另一方忠实，不得有婚外情，如有违反，违反的一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的约定，是否具有可诉性，法院应否支持当事人的诉请？

答：婚姻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忠实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夫妻一方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另一方进行交换而订立的协议，不能理解为确定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所以，经高院审委会讨论，已明确：（1）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对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4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2）对夫妻双方签有忠实协议，现一方仅以对方违反忠实协议为由，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协议或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3）除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情形外，夫妻一方在离婚案件中以对方违反忠实协议或违背忠实义务为由，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或损害赔偿的，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对此诉请不予处理。（4）之前已审结并发生法律效力的相关案件不再调整。

四、离婚财产问题

 24、夫妻双方订立忠诚协议约定如果夫妻一方违反忠诚义务将赔偿夫妻另一方违约金或者精神损害抚慰金，夫妻一方起诉主张确认忠诚协议的效力或者以夫妻另一方违反忠诚协议为由主张其承担责任的，应当如何处理？ 

夫妻忠诚协议是夫妻双方在结婚前后，为保证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违反夫妻忠诚义务而以书面形式约定违约金或者赔偿金责任的协议。

夫妻是否忠诚属于情感道德领域的范畴，夫妻双方订立的忠诚协议应当自觉履行。夫妻一方起诉主张确认忠诚协议的效力或者以夫妻另一方违反忠诚协议为由主张其承担责任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通过采取恶意串通，捏造事实、伪造变造证据、虚构法律关系等方式提起民间借贷民事诉讼，意图使人民法院作出错误裁判和执行，侵害第三人、集体或者国家利益的行为。

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高发的形势下，如何有效遏制虚假诉讼，是摆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难题，也是亟需解决的一个课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结合了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审判实践的调研结果，吸收了实践中的有益的经验做法，采纳了合理怀疑加综合判断的规范模式，总结出了可能是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十种行为方式。具体理解如下：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对于民间借贷出借人是否实际出借款项，进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是否系虚假诉讼，应考察出借人是否具有履约能力。如果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应对其是否出借款项持有合理怀疑。当然，考虑到民间借贷的特殊性，也可能存在有些出借人从其亲戚朋友那里借款然后再行出借的事实，故在法院持有怀疑时，允许出借人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就常理而言，其在民事审判中具有事实认定功能。司法实践中的案件事实并非客观事实的重现，而是法律人在已掌握的证据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和生活常识等对案件事实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日常生活经验等常理起到重要作用。不管是法官、律师还是侦查人员，他们在事实认定的时候，并非按照时间顺序一点点地将案件事实铺开，而是以证据为基础，验证某一事实假设能否站得住脚，前后是否会出现逻辑矛盾，能不能建构起前后一致的证据链。在上述事实验证过程中，常理就起到极为重要的筛选作用，一个事实假设要想经得起检验，它首先必须遵循常理，符合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经验。

当然，就当事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而言，人民法院基于常理来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究竟如何加以审查并判断，还需要具体审判人员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进行综合认定，以形成心证。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对于民间借贷纠纷而言，出借人在起诉时应提供初步的证据来佐证其主张。债权凭证应该是其中比较重要的证据。债权凭证有多种，比如借款协议、收据、借据、汇款单、承诺函等。如果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往往会给审判人员带来虚假诉讼的表面印象。另外，虚假诉讼的证据一般为书证，虚假诉讼者为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编制的书证形式上完全符合法定条件，被告也都没有异议；但即使这样，虚构的事实仍然代替不了客观的事实，如果审判人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发现书证有伪造可能的，即便双方当事人对证据并无异议，也应产生该诉讼系虚假诉讼的合理怀疑。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案件程序的启动，多发生在以虚假诉讼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另案已经进入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但是财产尚未处置完毕前。当然，实践中也有部分虚假诉讼案件早于他案进入诉讼程序或执行程序，这种虚假诉讼就更加具有隐蔽性，更不易鉴别。所以，就民间借贷纠纷而言，当事人在一定期间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的，则审判人员可对当事人系虚假诉讼产生合理的怀疑。

（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就民间借贷诉讼而言，当事人基于对其利益的关注，往往亲自到庭参加诉讼。在虚假诉讼案件中，为了避免露出破绽，当事人到庭率较低，大多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独参加诉讼，给法院查清案件事实设置障碍。因此，如果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且当事人所委托的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矛盾，则审判人员应对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产生疑问。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一般而言，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过程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具有实质性对抗。被告要么只让代理人到庭应诉，从而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要么选择还款期限、利息、违约金等非关键细节进行辩解，并不否认原告诉称的基本事实。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应警惕当事人的虚假诉讼性质。另外，虚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一方面力图规避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审查，一方面希望尽快达到其诉讼目的，往往倾向于调解结案，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因此，对于当事人之间诉讼的对抗不符合常理，且当事人乐于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审判人员也应加以警惕。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虚假诉讼往往是为了损害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对其他人的利益影响至为明显，而其他人也最关心这种诉讼的结果。例如，对于夫妻一方在离婚过程中出于逃避夫妻共有财产分割的考虑，虚构同他人的债务，并通过让债权人起诉的形式来达到其目的，在此情况下，夫妻另一方往往会提出异议。对于夫妻一方能够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的，审判人员应考虑到此诉讼是否是虚假诉讼的问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中，当事人往往通过串通的形式意图减少一方的责任财产，以达到损害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利益的目的。就此而言，如果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对此诉讼提出异议，则应引起审判人员的足够重视。因此，只要是案外人的债权人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提出异议，则审判人员应结合案件的其他事实加以综合判断。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在市场经济中，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采取相对公平的交易方式。因此，如果当事人在纠纷中出现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则往往不符合市场交易的规则，因此，该种情况应引起审判人员的注意。在审理中，审判人员可以采用完全客观的认定方法，无需考虑当事人是否具有低价转让的合理理由。亦即，只要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就应该引起审判人员的足够重视，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本条的规定综合判断是否构成虚假诉讼。至于何谓低价，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中对“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规定来加以认定。因此，如果人民法院经审查发现当事人在其他案件中存在以地域市场价或者交易指导价70%进行交易的情形的，则可以考虑当事人有虚假诉讼的嫌疑。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无论是放弃其实体权利，还是放弃其程序权利，均属于其对自己权利的行使方式，法律往往允许。但需要注意的是，自近代社会以来，权利的行使往往负担有限制条件。就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判断而言，当事人不正当放弃其权利，可能对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审判人员有怀疑其系虚假诉讼的正当理由。而对于不正当的判定，应以可能对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作为其实质的判断要素，不应将当事人是否认识到这种放弃会对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作为考虑的要件。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本条规定是一个兜底条款，对于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需要通过审判实践进一步总结和补充完善。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发现有上述虚假诉讼可能情形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事实上，由于虚假诉讼是由当事人虚构的，或者是由当事人所伪造的证据提起的，所以其在表象上往往存在上述情形的多种。由于诉讼是虚假的，虚假诉讼所围绕的证据不可能是客观事实，故不能形成证据链，因此也达不到证据链条上的法律真实，经常在借贷发生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等方面存在一些矛盾之处。至于如何确证构成虚假诉讼则需要审判人员基于具体的个案情形加以认定。

编者语：《刑法修正案（八）》基于入户盗窃极易转化为抢劫，对人身及财产侵害的严重性，对入户盗窃，不论次数，不论盗窃价值的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刑法强制猥亵妇女、儿童罪的条款，将猥亵妇女改为猥亵他人，“他人”当然既包括妇女，也包括男性。

【案例】 42岁的黄女士当天过生日 ，便和朋友一起去酒店吃饭，饭局结束时已是深夜12点。黄女士刚到家门口，发现门开着，借着酒胆悄悄进入房间，发现一名20岁左右男子正在她家里翻东西，黄女士见状，拿起绳子从背后将其捆住，身材瘦弱的小偷根本不是黄女士的对手，不一会，就被黄女士给绑起来。黄女士将小偷制服后并没有报警，而是将他绑在家中，单身已久的黄女士看着这名男子长相俊秀，竟强行与男子发生了性关系。完事后将其放走。事后男子越想越不对劲，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在离开黄女士家后，报了警（案例由真实案件改编）。

本案是一起真实案件，笔者经过改编，但没有改变案件的基本情节，笔者隐去地点和当事人真实姓名，但不影响对本案的分析。以下笔者分别对男子和黄女士的行为进行评价，敬请指正。

黄女士涉嫌强制猥亵罪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强制猥亵、侮辱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猥亵罪是《刑法修正案（九）》修改的一个罪名，猥亵罪的对象将不再有性别限制。过去我国刑法中对于猥亵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妇女和不满14岁的儿童。《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刑法强制猥亵妇女、儿童罪的条款，将猥亵妇女改为猥亵他人，“他人”当然既包括妇女，也包括男性，对男性实施性骚扰，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构成本罪。

所谓猥亵，是指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实施的淫秽行为。猥亵罪只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违背男性女性或者儿童的意志，强制猥亵男性女性或者儿童，并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猥亵他人，是指对他人的抠摸、舌舔、吸吮、亲吻、搂抱、手淫等行为，不包括性交行为。但是对男性的猥亵是可以包括奸淫行为。

我国刑法中，强奸罪的对象仅限于女性，因此，女子强奸男性的不能认定为强奸罪。本案中，黄女士用绳子捆绑男子的暴力手段，强行与男子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制猥亵罪。

男子涉嫌盗窃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入户盗窃是指为实施盗窃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盗窃的行为。

《刑法修正案(八)》对入户盗窃，不论次数，不论盗窃价值的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入户盗窃不但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住宅权，而且极易引发抢劫、杀人、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严重危及公民的人身和生命安全。

本案中，男子的行为涉嫌盗窃罪既遂，为入户盗窃。
结语：实践中我们经常听说或多发的均为男子性侵女子的案件，但女子性侵男子的案件并不鲜见，可能男子发生这样的事，难以启齿，因此，类似案件往往被雪藏。本案中，黄女士强奸男子的行为涉嫌强制猥亵罪，男子涉嫌入户盗窃罪，都应受到刑法处罚。

双方缔结婚姻本身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行为人以结婚收取彩礼为由，虚构事实欺骗被害人，使被害人陷入错误将财产进行处分，行为人在获得财产后找各种理由推诿，该行为构成诈骗罪。

基本案情

2013年10月期间，被告人黄某通过潘亚五（小名“小小”、“巧巧”）介绍与河南籍男子被害人王某相亲认识。之后王某父子提出到被告人黄某家看望其母亲，被告人黄某以当地风俗要给老人红包为由让王某打一个装有1360元的红包，王某打好红包后即交给被告人黄某。2013年11月1日，被告人黄某答应嫁给王某，但提出要彩礼38000元，王某及其父亲王文玉表示同意后即由王某某在田林县邮政储蓄银行以转账的方式将38000元转入被告人黄某于当天开设的账号邮政储蓄银行卡。得钱后，被告人黄某以各种理由推诿并拒绝与被害人王某父子见面、拒接王某电话。2014年3月1日，被告人黄某又通过媒婆梁玉梅介绍认识河南籍男子被害人王某安。同月7日前后以上述方法骗取被害人王某安人民币共计31000元。得钱后，被告人黄某以各种理由推诿并拒接王某安电话。上述诈骗所得，被告人黄某均事后存入其持有的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户的户名为谢雪、账号6210986261002076417银行卡内。案发后，公安机关将上述卡内的存款予以冻结，于2014年4月17日发还被害人王某安31000元、次日发还被害人王某39360元。综上，被告人黄某实施诈骗二起，骗取被害人共70360元。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和被害人结婚为由，向被害人索要聘礼共计人民币7036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犯罪名成立，应依法惩处。鉴于被告人黄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自愿认罪，且有年幼婴儿需其抚养、照顾，其诈骗所得亦已全部退还被害人，未给被害人造成损失，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被告人黄某予以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审判规则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来看，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犯罪手段来看，行为人先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包括两种方式，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二者均能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其次，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如果对方不是因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再次，成立诈骗罪要求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作出财产处分。最后，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
行为人以结婚收取彩礼为由，虚构事实欺骗被害人，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被害人通过银行转账将财产进行处分，而行为人在获得财产后找各种理由推诿，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同时，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和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与“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行为人骗取两位被害人财产共计七万余元，已经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应认定为行为人构成诈骗罪。
本案中，行为人通过骗婚的手段，索要结婚彩礼礼金，使被害人信以为真并处分财产，行为人得到钱财后各种推诿拒不见面，可以得知，行为人并不是以结婚为目的，其真实意思是向被害人索要彩礼，即骗取礼金，以欺骗手段骗取被害人财产，对被害人的财产具有非法占有的意思，骗取财产的数额巨大，构成诈骗罪，应按照诈骗罪进行刑事处罚。

典型意义

这是一起以婚为媒诈骗他人财物的案例，这一类型的案件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诈骗对象多为外地人，通过所谓“熟人”介绍进行诈骗，多是以虚构收取彩礼钱的少数民族地区婚嫁风俗为由向男方骗取数额较大的礼金，诈骗成功后立即消失或者断绝联系。本案中，被告人黄某以和被害人结婚为由，向两名被害人索要聘礼共计人民币70360元，数额巨大，导致被骗者人财两空，经济陷入困难，心理受到极大伤害。但考虑到被告人黄某案发后能够全部退还诈骗所得，且有年幼婴儿需其抚养、照顾，法院对其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