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婚姻这个亲密关系无法维持，走到法院打官司闹离婚的地步，争的大多是房子、孩子、票子。近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案：男方婚前买了三套房，婚后均加上配偶名，离婚时妻子要求分得6成房产；男方不工作在家带女儿，女方一心扑在工作上，管女儿较少，离婚时两人都想要孩子抚养权……

现经过一审、二审，这一纸判决书帮他们完成对感情生活的清算与重整。

夫妻：对房产的算计，对孩子抚养权的争夺

乔女士、王先生经人介绍相识，结婚并育有女儿小王。王先生在婚前支付全款买下杭州的3套房，一套自住，两套出租。结婚时，王先生将妻子的名字都加在了3套房的房本上。

但双方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因性格脾气差异、交流不够，逐渐因家庭事务产生矛盾。2020年时，乔女士来法院起诉离婚。

乔女士说，丈夫这些年都不出去工作，一直啃老生活，家里的日常开销、支出等大多由她来支出。同时，她觉得丈夫不懂得与她沟通也不关心她，彼此积怨已久。

但王先生眼里的夫妻生活是这样的：他一直有稳定房租收入，反倒是妻子更换工作比较频繁，两人常因家庭琐事争吵，妻子动不动提离婚、收拾物品回娘家，家庭大小事务都由妻子决定，从不与他协商。女儿一直是他在照顾，抚养费、家庭开支都是他在承担。

两人对离婚这件事件没有异议，但在房产分割、女儿抚养权上各有各的想法。

乔女士认为，三套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应对半分，根据照顾女方和小孩的原则，应依法予以多分，即她应取得其中的60%。同时，她请求判令女儿归她抚养。

王先生说，买房时他与妻子还不认识，后办理房产证时，因为政策原因，不能登记在他一人名下，才不得已登记在双方名下，因此认为房产实际上属于他的婚前财产，不同意分割。女儿一直跟着他生活，因此认为法院将女儿抚养权判给他更有利孩子成长。

法院：婚后房本上加名，并不意味着一律对半分

2020年下半年，该案开庭审理。

西湖法院认为，关于双方争议的三套房产，现登记为双方共有，因此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在具体分割时，需考虑三套房屋的合同签订情况、购房款支付情况、税费支付情况等案件事实，比较原、被告双方对三套房产来源的贡献大小，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等因素。

一审对房产分割部分是这样判的：法院酌情确定乔女士可分得约25%的份额，王先生可分得约75%的份额。

后乔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乔女士上诉时认为，即便是一方个人全额出资买房，婚后加名以及婚后取得房产登记，也是对另一方的赠与。由于夫妻对财产共有的特性，在双方没有约定共同共有份额的情况下，在分割时理应一人一半。

二审法院认为，虽该三套房产在双方婚后登记为共同共有，但这不当然意味着各半共同，也无证据证明王先生有将房屋一半份额赠与乔女士的明确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判决时，已充分考虑双方对案涉三套房产的贡献大小，并兼顾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尚属合理范畴，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法官提醒：

不少人认为，既然登记在双方名下或是加上了配偶的名字，房子理应有一半属于自己。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的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即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案涉房屋属于夫妻共同共有，但并非一律平均分割，法院会根据房屋出资来源、双方在婚姻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共同生活等具体情况进行分割。

身为法律人，经常会被问到为什么一些很小的罪，却被判刑很重，比如带利器入室仅抢了100块为什么却被判了十年？

可能普通人的关注点在于那100块，但实际上性质是很严重的入室抢劫。那么还有哪些普通人一定要注意的，看起来是小罪但刑法中处罚很重的案例呢？

◆◆1、破坏电力设备◆◆

偷电线常见，剪刀一剪就是三年起步，没有未遂。那点电线偷去卖往往就卖个一千不到，一千或者三年，你怎么选？

◆◆2、收二手车◆◆

二手机动车来历不明的很多，而且只要是来历不明且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收购，往往就被推定为“明知是赃物”而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起步是三年以下，五辆车或者合计50万的就是3-7年。这个“50万”是指车的价值，鉴定出来的价值本来就比市场价偏高，想凑够50万很容易的。很多贪小便宜的人就中招了。

◆◆3、入户盗窃后转化抢劫◆◆

入户盗窃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但一旦被发现并有暴力、威胁手段，就转化为入户抢劫，法定刑是10年以上、无期徒刑、死刑。

◆◆4、上网买气枪◆◆

在前几年最高法关于气枪的批复出台之前，枪支的认定标准非常严格。但即使这个批复放宽了对气枪的枪支认定，但没改变的是“买”这个行为，它直接被定性为买卖枪支罪，而不是非法持有枪支罪，法定刑三年起步。

实践中有些法官也觉得太重，于是就找些“证据不足以认定买卖”的理由来强行定成非法持有枪支罪，或者直接判缓刑。

◆◆5、淫秽视频◆◆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常见于在街头摆台电脑，每个视频几元，直接存到顾客的手机里。在涉及视频时，本罪依据的数量标准是2004年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个视频入罪，100个视频3年，500个视频10年。

你想想，一台电脑硬盘有多少视频？

这种情况是不是“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有争议，有些地方的法院觉得判得太重，直接不用这个司法解释的标准，一概在三年以下量刑也是有的。

但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在互联网上通过网站、云盘提供淫秽视频，这是肯定要按这标准严格执行的，基本上哪个网站都是十年以上量刑了。

因为这标准太苛刻，以致于两高在2017年出台了《关于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牟利行为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同样是类似枪支的做法，由法官根据实际案情来判断，不再严格执行上述标准。

◆◆6、毒品◆◆

贩卖冰毒或海洛因50克15年，10克7年。这个其实做这行的人多数都知道，不知道的只是他们的家属。很多家属听到被告人被判十五年，都吓懵了。

而且这是以一整包毒品的重量来算，比如把0.1克冰毒掺进一包咖啡里，最后认定犯罪时是按整包咖啡的总重量来算的。

◆◆7、打架斗殴◆◆

很多人都知道故意伤害罪的入罪标准是轻伤，心想着下手别太重就行。

他们不知道，寻衅滋事罪在前面等着。而且故意伤害罪致人轻伤的量刑是三年以下，寻衅滋事罪的量刑是五年以下，更重。

至于寻衅滋事罪要求主观上“逞强斗狠”这个完全不是问题，有几个人打架不是逞强斗狠的。

于是，年轻人打架还喜欢叫帮手。两伙人发生矛盾了，当场动一次手——寻衅滋事，五年以下。

打输那方不服气，叫人来继续打——聚众斗殴罪，三年以下。

而且叫来的人多数都不是空手的，多少会有几个人带上打人的家伙——持械聚众斗殴，3-10年。

◆◆8、伪基站发诈骗短信◆◆

常见手段是骗个急着找工作的老乡/年轻人，开车在热闹的地方乱转，车上安一台伪基站定时发送诈骗短信。一天下来少则八千，多则数万。

按诈骗罪的规定，发送诈骗短信5000条，以诈骗罪情节严重的未遂认定，法定刑3-10年；5万条则成立诈骗罪情节特别严重，法定刑10年以上、无期徒刑。

虽然可以认定犯罪未遂而减轻处罚，甚至还属于从犯，但是减轻最低减1档，随便发个5万条，至少也三年了。

◆◆9、过海关时帮陌生人带东西◆◆

有较大可能被认定为走私罪的共犯。虽然说不一定能证实你“明知”，但把希望寄托在这种东西上面，先刑拘一个月不成问题。

◆◆10、行贿与受贿◆◆

某公务员：你要给个红包，这事才能办成。
某办事群众：好吧……给你。

一般人会以为这是被索贿，给了钱也不算行贿。但其实在司法认定中，这属于双方协商的行贿行为，而不是单方面的索贿。仍然成立行贿罪。

同样，对于受贿者，可能就是交流感情吃餐饭，过年过节一包礼品或一个几千块的红包，但只要相对方与自己有职务上的约束关系，如法官与律师，企业与工商局，房产商与房管局，这就是受贿罪和行贿罪，而不是“一般的人情关系”。

▶裁判要点：虽然离婚协议载明“双方无共同财产，没有争议”，但该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双方之后因诉争房屋权属及分割问题争议成讼并经法院审理裁判，该内容已被客观事实推翻并经法院生效裁判认定，当事人在此情况下仍以前述声明为据主张另案判决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相关法条

1.《民法典》

第119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464条  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70条　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第83条 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92条第2款 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第478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2款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三)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延伸阅读

——离婚协议约定男女双方“无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结合案涉房屋多年由男方占有使用、女方多年未主张权利、该房系男方以其工龄抵扣房款购买的单位房改房并登记在其名下的事实，应视为双方在协议离婚时对该房屋的归属自行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认可该房屋登记在男方名下归其所有，认定案涉房屋归男方所有符合本案实际情况。

观点来源：《叶某1、廖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粤01民终8740号，审理法院：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书节选：本案系离婚后财产纠纷，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离婚时案涉房屋有无处置并归廖某所有。廖某、叶某1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11年1月7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双方无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案涉房屋属于廖某单位的房改房并登记在廖某名下，购房时抵扣了廖某的工龄。叶某1认可其在签订离婚协议时清楚知晓案涉房屋，双方离婚后该房屋继续由廖某占有、使用，叶某1多年未就该房屋的使用、收益等主张权利直至廖某欲出售该房需要叶某1协助时。双方离婚协议关于无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的约定，结合案涉房屋多年由廖某占有使用、叶某1多年未主张权利、该房系廖某以其工龄抵扣房款购买的单位房改房并登记在其名下的事实，应视为双方在协议离婚时对该房屋的归属自行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认可该房屋登记在廖某名下归其所有，故原审认定案涉房屋归廖某所有符合本案实际情况。

▶本文小结

1.“本期案例”涉及的关键事实：(1)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协议中明确“双方无共同财产”，但该声明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2)房屋系男方所在单位的房改房，并登记在男方名下;(3)发放产权证的情况女方不能及时知晓;(4)不能确认诉争房屋在双方离婚时已处理完毕。

▶结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结合上述事实认为，双方在离婚协议中虽约定“双方无共同财产”，但该约定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不能确认房屋在双方离婚时已处理完毕，故可作为离婚后财产进行分割。

2.“延伸阅读”(2020)粤01民终8740号案例涉及的关键事实：(1)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无夫妻共同财产处理”;(2)房屋系男方所在单位的房改房，并登记在男方名下，购房时抵扣了男方的工龄;(3)女方认可其在签订离婚协议时清楚知晓案涉房屋，双方离婚后该房屋继续由男方占有、使用;(4)女方多年未就该房屋的使用、收益等主张权利直至男方欲出售该房需要女方协助时。

▶结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上述事实认为，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无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女方亦认可房屋具体情况，并同意由男方占有、使用，离婚后，女方多年未就房屋主张权利，故应视为双方在协议离婚时对该房屋归属男方已达成一致意见。

▶说明：提醒读者朋友注意两案离婚协议中“双方无共同财产”与“双方无共同财产处理”(双方“无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的区别。为探求当事人协议时的内心本意，民事诉讼赋予审判人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旨在切实解决个案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如非身临其境，并仔细倾听各当事人关于案件事实的详陈、认真研判每项证据，很难判断貌似相同或相近两案，关键要素的相似度究竟有多少，上述两案尤指女方本意方面。就此而言，并结合两案说理，本文对两案结论均给予充分尊重。(然实践中，有些案件裁判说理漏洞百出、前言不搭后语，甚至给人以自欺欺人、啼笑皆非之感，做出的结论令一般人都难以信服，对此应旗帜鲜明地批评、指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2)最高法民申33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某某，基本信息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汪某花，基本信息略。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某，基本信息略。

再审申请人张某某因与被申请人汪某花以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终96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某某申请再审称：(一)其于2017年1月9日通过公证遗嘱继承被继承人张某某的个人所有财产，即属享有张某某遗产权利的民事主体。其2020年5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2158号案件庭审时调取了(2012)海民初字第8384号和(2012)一中民终字第8509号案的主要证据，之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属于有新的证据推翻原审裁判的情形。原审法院对其新证据未予认真核实，以致裁判认定事实缺乏证据。(二)原审法院未对其新证据与被请求撤销裁判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审查，仅以其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三)原审法院没有安排询问或庭审剥夺其辩论权利，未经其同意增列被告并将案由改为离婚财产纠纷，违反不告不理原则，超出其诉讼请求。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审查程序违法，依法应予再审纠正。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10月1日施行)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根据原审查明，北京市国信公证处2011年12月26日作出的(2011)京国信内民证字第05962号公证书载明，2011年12月21日，立遗嘱人张某某立下遗嘱，在其去世后，将其个人所有全部财产留给其二儿子张某某所有(排除张某某配偶的共有权利)。张某某于2017年1月9日去世，继承于其死亡时开始。所以，张某某虽在2011年12月21日立下遗嘱将其个人所有全部财产留给张某某，但某某去世之前张某某不能依据遗嘱取得诉争房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

2012年，汪某花以离婚后财产纠纷为由起诉张某某，请求分割诉争房屋50%的产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诉争房屋所有权证发证时间为1996年5月18日，该房屋系双方离婚前取得，属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汪某花依法有权要求予以分割。遂于2012年5月3日作出(2012)海民初字第8384号民事判决，判决诉争房屋归汪某花与张某某共有，双方各享有百分之五十的产权。张某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诉争房屋系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即1993年购买，房屋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2003年离婚协议中明确“双方无共同财产”本身不妥。该房屋系张某某所在单位的房改房，发放产权证的情况汪某花不能及时知晓。张某某所提双方离婚时口头约定房屋归其所有缺乏证据，不能确认诉争房屋在双方离婚时已处理完毕，诉争房屋可以作为离婚后财产进行分割。遂于2012年7月20日作出(2012)一中民终字第850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前述事实表明，张某某去世之前，汪某花以离婚后财产纠纷为由将其诉至法院，请求分割诉争房屋。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海民初字第8384号民事判决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一中民终字第8509号民事判决，已经针对汪某花与张某某之间的纠纷进行审理裁判。前述裁判作出之时，张某某尚在世，张某某其时不能依据遗嘱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对于前述案件争议的房屋并无独立请求权，案件处理结果与其亦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属法律规定的第三人。原审法院由此认为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前述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并进而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张某某1993年购买诉争房屋，1996年获颁房产所有权证书。房屋所有权取得于张某某与汪某花婚姻存续期间，依法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某某与汪某花离婚时虽然签署“双方无共同财产，没有争议”的声明，但该声明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双方之后因诉争房屋权属及分割问题争议成讼并经人民法院审理裁判。前述声明所载相关内容，已被客观事实推翻并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定。张某某在此情况下仍以前述声明为据主张另案判决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审法院基于张某亦为张某某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将其列为被告，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本案不涉及实体审理，原审法院未予安排询问或庭审即作出裁定，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张某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某某的再审申请。

一、主要问题

 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

 二、观点解析

实践中，对于客车、货车等常见车型认定为机动车没有异议，但对于以动力装置驱动且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超出有关国家标准，达到或者接近机动车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以下简称超标电动自行车 ）是否属于机动车，争议较大。司法实践中对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存在不同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行为人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应认定构成危险驾驶罪。主要理由是：

（1）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不属于非机动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根据《道交法》的规定，机动车、非机动车在逻辑上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法律只规定符合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是非机动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则不属于非机动车。

（2）超标电动自行车符合机动车类别中摩托车的技术条件。2012年9月1日施行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GB7258-2012，以下简称《机动车国标》）将摩托车界定为由动力装置驱动，具有两个或者三个车轮的道路车辆，并将电驱动、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20公里/小时、具有人力骑行功能，且整车整备质量、外廓尺寸、电动机额定功率等指标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两轮车辆等四类车排除在外。其中，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50公里/小时的属于轻便摩托车，最大设计车速大于50公里/小时的属于普通摩托车。根据该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已达到轻便摩托车甚至普通摩托车的技术条件，故属于机动车。

（3）出于安全保障需要有必要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机动车。实践中，为满足消费者快捷出行的需求，大部分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商制造的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车速大于20公里/小时，整车质量也超过40千克。这些超标电动自行车速度较快，安全性能较低，加之一些驾驶员无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导致交通事故频发，超标电动自行车已成为继摩托车之后事故最多发的车型之一。为有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对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应当作为犯罪处理。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宜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机动车”，在道路上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不构成危险驾驶罪。

我们赞同后一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危险驾驶罪属于行政犯，对“机动车”等概念性法律术语的理解应当与其所对应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不能随意扩大解释

目前，对于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相关行政法规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虽然根据《机动车国标》对摩托车的规定，部分超标电动自行车符合摩托车的技术条件，似属机动车，但《机动车国标》并未明确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只是规定符合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不属于摩托车。

退而言之，即使《机动车国标》明确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其法律性质与效力也存在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标准，必须执行。据此，《机动车国标》属于强制性国家标准，但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否属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法律并无明确规定。

虽然从其设置的权利义务和效力等实质要件判断，强制性国家标准与部门规章并无实质差异，但从其制定与发布的程序、体系结构、名称内容等形式要件判断，其不属于部门规章，只是接近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因此，国家标准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

只有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明确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之后，人民法院才能据此认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在此之前，不应片面地以超标电动自行车符合《机动车国标》的规定，或者以《道交法》未排除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为由，认定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或者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认为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属于不合理的扩大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层面还会造成行政执法的困境。《道交法》规定，无证驾驶机动车应当受行政处罚，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从未颁发过超标电动自行车驾驶证，故无权对无证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进行处罚，对醉驾超标电动自行车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更是无从谈起。

（二）将超标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车进行规定和管理存在较多困难

一是当前尚不具备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规定为机动车的现实条件。2009年6月25日制定的《电动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 GB24157-2009，以下简称《摩托车国标》）本拟于2010年1月1日施行，但其关于最大设计车速为20- 50公里/小时的属于轻便摩托车的规定，遭到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商和消费者的抵制。因目前生产和销售的大部分电动自行车的最大设计车速已超过20公里/小时，如果将这部分电动自行车作为轻便摩托车进行管理，会导致大量生产厂商被迫停业停产整顿甚至转产，也会增加消费者的出行成本，导致购买力大幅下降。

2009年12月15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不得不专门就电动摩托车相关标准实施事项下发通知（国标委工-〔2009〕198号），决定暂缓实施《摩托车国标》等4项国家标准中涉及电动轻便摩托车的内容，并表示将加快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

2012年5月11日，《机动车国标》发布后，再次引发关于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的争议。同年8月14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与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自行车协会等部门代表和有关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达成一致意见，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的修订要适应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其不受限于《机动车国标》等现有国家标准相关条款的规定。在《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新标准出台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将及时梳理和调整相关国家标准，保持国家标准之间的一致性。因此，超标车的性质仍需留待电动自行车国标修订完善时予以明确。

二是将超标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车进行管理难度较大，且超标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根据机动车管理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在上路行驶前，应当通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登记审查，获得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驾驶人还应当考取机动车驾驶证。这些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超标电动自行车一旦证照齐全，就可以在机动车道上行驶。但如果有大量超标电动自行车与汽车、摩托车在有限的机动车道上抢行，无疑会造成一种无序状态，大大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

（三）公众普遍认为超标电动自行车不属于机动车

此类醉酒驾驶或者追逐竞驶的行为人往往不具有相关违法性认识。与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自然犯不同，危险驾驶罪是行政犯，对行为人违法性认识的要求更高。不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是在驾驶的事实，还要求行为人认识到驾驶的车辆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从该罪防范社会危险的罪质特征考虑，判断行为人是否认识到其驾驶的车辆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需要根据一般人的生活经验、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如前所述，国家既未对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法律属性作出明确规定，又未对其按照机动车进行管理，在此情况下要求普通公众认识到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既不现实，也不妥当，甚至有些强人所难。

因此，目前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或者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追逐竞驶的行为人普遍不具有构成危险驾驶罪所需的违法性认识。如对这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则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

实践中，有的地方为了解决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的认识因素问题，由交通管理部门出具情况说明或者鉴定意见，称涉案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然而，这种做法既不能证明行为人认识到自己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于超标电动自行车，更不能证明行为人认识到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

况且，在相关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的情况下，地方交通管理部门或者鉴定机构认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超出了其权限范围。

（四）将醉驾超标车等行为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打击面过大，社会效果不好

电动自行车因其方便快捷，已成为人们常用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据统计，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目前已超过1.6亿辆，且逐年快速递增。由于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都存在超标现象，如果将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等行为一律作为犯罪处理，将会大大扩大刑法的打击面。这样的效果并不好，毕竟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绝大多数行为人都是没有前科劣迹的普通公民，一旦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对其工作、生活和家庭影响较大，甚至会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

从这个角度考虑，对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等行为也不宜作为犯罪处理。行为人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的（超过15公里/小时），可以对其处以警告、罚款或者扣留车辆的行政处罚。如果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以通过民事赔偿予以补救。如果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符合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的，可以依法处理。

当然，一些地方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现象较为严重，发生多起交通事故，也确实需要高度重视超标电动自行车存在的安全隐患。这需要相关主管部门采取有力措施，规范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和消费市场，修改完善电动自行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适当提高电动自行车的最大设计车速。

必要时，可以考虑将其中一部分符合摩托车技术条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车进行管理。但在有关部门明确将超标电动自行车纳入机动车产品目录进行规范之前，公安、司法机关不宜因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构成较大威胁，就将其认定为犯罪。

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一方以对方没有履行非主要债务为由拒绝履行自己的主要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对方不履行非主要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对方履行债务，被告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主张双方同时履行的抗辩且抗辩成立，被告未提起反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在原告履行债务的同时履行自己的债务，并在判项中明确原告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原告履行自己的债务后对被告采取执行行为；被告提起反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双方同时履行自己的债务，并在判项中明确任何一方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该当事人履行自己的债务后对对方采取执行行为。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对方履行债务，被告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主张原告应先履行的抗辩且抗辩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不影响原告履行债务后另行提起诉讼。
    第三十二条  合同成立后，因政策调整或者市场供求关系异常变动等原因导致价格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涨跌，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变化”。但是，合同涉及市场属性活跃、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的除外。    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变化，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得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请求变更合同，对方请求解除合同的，或者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对方请求变更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判决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应当综合考虑合同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当事人重新协商的情况以及因合同变更或者解除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等因素，在判项中明确合同变更或者解除的时间。    当事人事先约定排除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适用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五、合同的保全
    第三十三条  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向相对人主张其享有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
    第三十四条  下列权利，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    （一）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请求权；    （二）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三）劳动报酬请求权，但是超过债务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的部分除外；    （四）请求支付基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保障当事人基本生活的权利；    （五）其他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
    第三十五条  债权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对债务人的相对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依法应当适用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债务人或者相对人以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订有管辖协议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六条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或者相对人以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订有仲裁协议为由对法院主管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或者相对人在首次开庭前就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中止代位权诉讼。
    第三十七条  债权人以债务人的相对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    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债务人的同一相对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债务人对相对人享有的债权不足以清偿其对两个以上债权人负担的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债权人享有的债权比例确定相对人的履行份额，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八条  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后，又向同一人民法院对债务人的相对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合并审理。不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在起诉债务人的诉讼终结前，代位权诉讼应当中止。
    第三十九条  在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对超过债权人代位请求数额的债权部分起诉相对人，属于同一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合并审理。不属于同一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在代位权诉讼终结前，债务人对相对人的诉讼应当中止。
    第四十条  代位权诉讼中，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债权人的主张不符合代位权行使条件的，应当驳回诉讼请求，但是不影响债权人根据新的事实再次起诉。    债务人的相对人仅以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由，主张债权人提起的诉讼不符合代位权行使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十一条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无正当理由减免相对人的债务或者延长相对人的履行期限，相对人以此向债权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十二条  对于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或者高价，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时交易地的市场交易价或者物价部门指导价予以认定。    转让价格未达到交易时交易地的市场交易价或者指导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价格高于交易时交易地的市场交易价或者指导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债务人与相对人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的，不受前款规定的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三十的限制。
    第四十三条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实施互易财产、以物抵债、出租或者承租财产、知识产权许可使用等行为，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债权人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予以支持。
    第四十四条  债权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的，应当以债务人和债务人的相对人为共同被告，由债务人或者相对人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依法应当适用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两个以上债权人就债务人的同一行为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第四十五条  在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中，被撤销行为的标的可分，当事人主张在受影响的债权范围内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撤销行为的标的不可分，债权人主张将债务人的行为全部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合理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费用，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四十条规定的“必要费用”。
    第四十六条  债权人在撤销权诉讼中同时请求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务人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履行到期债务等法律后果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债权人请求受理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一并审理其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合并审理。不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债权人依据其与债务人的诉讼、撤销权诉讼产生的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债务人对相对人享有的权利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债权人在撤销权诉讼中，申请对相对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准许。
    六、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四十七条  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向受让人主张其对让与人的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让与人为第三人。    债务转移后，新债务人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原债务人为第三人。    当事人一方将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后，对方就合同权利义务向受让人主张抗辩或者受让人就合同权利义务向对方主张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让与人为第三人。
    第四十八条  债务人在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前已经向让与人履行，受让人请求债务人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仍然向让与人履行，受让人请求债务人履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让与人未通知债务人，受让人直接起诉债务人请求履行债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债权转让事实的，应当认定债权转让自起诉状副本送达时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债务人主张因未通知而给其增加的费用或者造成的损失从认定的债权数额中扣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四十九条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让与人以债权转让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为由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债权转让通知被依法撤销的除外。    受让人基于债务人对债权真实存在的确认受让债权后，债务人又以该债权不存在为由拒绝向受让人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受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债权不存在的除外。
    第五十条  让与人将同一债权转让给两个以上受让人，债务人以已经向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履行为由主张其不再履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债务人明知接受履行的受让人不是最先通知的受让人，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请求债务人继续履行债务或者依据债权转让协议请求让与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请求接受履行的受让人返还其接受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接受履行的受让人明知该债权在其受让前已经转让给其他受让人的除外。    前款所称最先通知的受让人，是指最先到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受让人。当事人之间对通知到达时间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通知的方式等因素综合判断，而不能仅根据债务人认可的通知时间或者通知记载的时间予以认定。当事人采用邮寄、通讯电子系统等方式发出通知的，人民法院应当以邮戳时间或者通讯电子系统记载的时间等作为认定通知到达时间的依据。    第五十一条  第三人加入债务并与债务人约定了追偿权，其履行债务后主张向债务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没有约定追偿权，第三人依照民法典关于不当得利等的规定，在其已经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范围内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加入债务会损害债务人利益的除外。    债务人就其对债权人享有的抗辩向加入债务的第三人主张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七、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时未对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结算和清理等问题作出处理，一方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当事人一方另有意思表示外，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合同解除：    （一）当事人一方主张行使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经审理认为不符合解除权行使条件但是对方同意解除；    （二）双方当事人均不符合解除权行使的条件但是均主张解除合同。    前两款情形下的违约责任、结算和清理等问题，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五百六十七条和有关违约责任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并以对方未在约定的异议期限或者其他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为由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其是否享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进行审查。经审查，享有解除权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不享有解除权的，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解除合同，撤诉后再次起诉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经审理支持该主张的，合同自再次起诉的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但是，当事人一方撤诉后又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且该通知已经到达对方的除外。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一方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主张抵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抵销权成立的，应当认定通知到达对方时双方互负的主债务、利息、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金等债务在同等数额内消灭。
    第五十六条  行使抵销权的一方负担的数项债务种类相同，但是享有的债权不足以抵销全部债务，当事人因抵销的顺序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条的规定处理。    行使抵销权的一方享有的债权不足以抵销其负担的包括主债务、利息、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在内的全部债务，当事人因抵销的顺序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七条  因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或者故意、重大过失侵害他人财产权益产生的损害赔偿债务，侵权人主张抵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一方以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债权通知对方主张抵销，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应予支持。一方的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对方主张抵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八、违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以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的时间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时间。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其他时间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时间更加符合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的，人民法院可以以该时间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时间，但是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理由。
    第六十条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时，可以在扣除非违约方为订立、履行合同支出的费用等合理成本后，按照非违约方能够获得的生产利润、经营利润或者转售利润等计算。    非违约方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并实施了替代交易，主张按照替代交易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额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替代交易价格明显偏离替代交易发生时当地的市场价格，违约方主张按照市场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额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非违约方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但是未实施替代交易，主张按照违约行为发生后合理期间内合同履行地的市场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额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十一条  在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定期合同中，一方不履行支付价款、租金等金钱债务，对方请求解除合同，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应当依法解除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参考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市场价格变化、剩余履行期限等因素确定非违约方寻找替代交易的合理期限，并按照该期限对应的价款、租金等扣除非违约方应当支付的相应履约成本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非违约方主张按照合同解除后剩余履行期限相应的价款、租金等扣除履约成本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剩余履行期限少于寻找替代交易的合理期限的除外。
    第六十二条  非违约方在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难以根据本解释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予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违约方的过错程度、其他违约情节等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确定。
    第六十三条  在认定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综合考虑合同主体、合同内容、交易类型、交易习惯、磋商过程等因素，按照与违约方处于相同或者类似情况的民事主体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予以确定。    除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外，非违约方主张还有其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应当支出的额外费用等其他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并请求违约方赔偿，经审理认为该损失系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在确定违约损失赔偿额时，违约方主张扣除非违约方未采取适当措施导致的扩大损失、非违约方也有过错造成的相应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额外利益或者减少的必要支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非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约金合理的，也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    当事人仅以合同约定不得对违约金进行调整为由主张不予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十五条  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履约背景等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进行衡量，并作出裁判。    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恶意违约的当事人一方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第六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请求对方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确定不发生效力、不构成违约或者非违约方不存在损失等为由抗辩，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若不支持该抗辩，当事人是否请求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第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抗辩成立且未予释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支付违约金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在当事人就是否应当调整违约金充分举证、质证、辩论后，依法判决适当减少违约金。    被告因客观原因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到庭参加诉讼，但是在第二审程序中到庭参加诉讼并请求减少违约金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当事人就是否应当调整违约金充分举证、质证、辩论后，依法判决适当减少违约金。

  第六十七条  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是没有约定定金性质，一方主张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七条规定的定金罚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约定了定金性质，但是未约定定金类型或者约定不明，一方主张为违约定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合同的担保，一方拒绝订立合同或者在磋商订立合同时违背诚信原则导致未能订立合同，对方主张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七条规定的定金罚则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合同成立或者生效条件，应当交付定金的一方未交付定金，但是合同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并为对方所接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在对方接受履行时已经成立或者生效。    当事人约定定金性质为解约定金，交付定金的一方主张以丧失定金为代价解除合同的，或者收受定金的一方主张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十八条  双方当事人均具有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违约行为，其中一方请求适用定金罚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一方仅有轻微违约，对方具有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违约行为，轻微违约方主张适用定金罚则，对方以轻微违约方也构成违约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不予支持。    当事人一方已经部分履行合同，对方接受并主张按照未履行部分所占比例适用定金罚则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方主张按照合同整体适用定金罚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部分未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非违约方主张适用定金罚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九、附则
    第六十九条  本解释自2023年12月5日起施行。    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案件，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